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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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位專門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無線電訊的同事坐在了一起。兩人聊起最近的工作。這一偶遇決定了紀堯姆的命運。

50年代期間，我們情報局使用蘇聯在第二次大戰中用過的密碼方式與海外的間諜聯絡。每份電文以一個數字開頭。這個數字代表我們的某個間諜。西方情報組織借用電腦早已破譯了這套密碼。一旦知道每個數字代表我們潛伏的一名間諜，就可以對截收的電文進行登記，歸類。電文內容先記錄下來，最終也被破譯。對每個收報的間諜都建立了檔案。敵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報人的阿拉伯數字代號換成具體的人名。

1959年，我們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馬上改換了密碼和發報方式。同時還做出規定，發報時不得提及具體人名、地名和或接頭時間。我們重新審查了一遍發給海外間諜的所有電文，確信給紀堯姆夫婦的電文沒有露出半點蛛絲馬跡。可惜，我們忽視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視為重要的日子裡發出的例行祝賀電文。德國人很看重這類日子。對我們的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是我們這個大集體中的一員。假如我們在這些事上不這麼認真，西德恐怕永遠也發現不了紀堯姆。

1957年，西德截獲了發給一個代號為G的間諜的幾份電文。第一份祝賀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賀G的妻子的生日。最後一份說：“祝賀第二個男人。”16年後，在科隆的那家餐廳，始終換而不捨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電文的那位西德官員聽了同事的介紹後，猛然想起有一個代號叫G的間諜一直沒有破獲。此人50年代末開始活動，與社會民主黨有聯絡，而且還收到東德頭頭們的祝賀電文，顯然不是什麼等閒之輩。

監聽無線電通訊的這位官員找出檔案，查到了這幾份吊人胃口的電文。那份用隱晦語言提到第二個男人的電文最令他頭疼。其實這份電文是祝賀紀堯姆夫婦第一個，也是惟…一個兒子皮埃爾的出生。兩人為了搞清第二個男人指的是誰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倆仔細查閱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人事檔案。查到格羅諾一案時，果然看到了紀堯姆的名字。即使到了這一步，紀堯姆仍有一線生機。後來我從西德反諜報機構裡的頭號鼴鼠庫龍那裡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員否決了G可能就是紀堯姆的說法。理由是他只有一個兒子，而根據電文，新生兒是第二個兒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個老實巴交過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親在一個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個男人，長子自然是第二個男人了。

下一步是決定如何蒐集證明紀堯姆是間諜的確鑿證據，同時避免使西方利益進一步遭到損害。西德反諜報機構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立即動手蒐集證據，儘快完成偵查。再一個是穩住紀堯姆，監視他與什麼人聯絡。他們選擇了第二種辦法。為了不引起紀堯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爾置於監視之下。他們正確地推斷，紀堯姆與東德之間的聯絡是透過她進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報交給東德聯絡員的鏡頭，自然鐵證如山。

迄今為止，一切無可指摘。而後發生的事使人不禁懷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蘭特著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諜報機構的首腦諾勞向內政部長根舍彙報了紀堯姆一案。後來這兩個人在西德議會成立的一個調查委員會上作證時，對諾勞的彙報內容各執一詞。根舍和他的辦公室主任金克爾……日後歷任情報局長、司法部長、根舍退休後又任外交部長……一口咬定，諾勞只說紀堯姆可疑，並沒有詳細解釋反諜報機構蒐集到的任何證據。根舍把這次談話內容向勃蘭特作了彙報，並轉達了反諜報機構的建議，暫不驚動紀堯姆，對他進行嚴密監視。可他反映以上情況時，顯然輕描淡寫，並未引起勃蘭特的重視。諾勞直到去世前一直堅持說，他曾發出過強烈的警告。不過最終他還是引咎辭職。內政部長和國內反諜報機構首腦作證時各執一詞引起人們的紛紛猜測，根舍是否有意對他所掌握的紀堯姆一案的情況的重要性輕描淡寫，期待這一災難給勃蘭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響，如同實際發生的那樣。

到底應該怎麼解釋這一切？第一種說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蘭特的政府遇到麻煩開始打起自由民主黨的小算盤，轉而支援基督教民主聯盟。他已經開始與科爾碰頭會晤。也許是這樣。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諾勞出於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暫時按兵不動，等待紀堯姆自我暴露，然後掌握確鑿證據。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根本不應當讓紀堯姆繼續留在勃蘭特身邊這個敏感的位置上擔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蘭特的話，首先會對根舍大發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