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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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在對紀堯姆的審判中，檢察官特別指出：
向蘇聯遞送涉及北約組織內部分歧的情報有可能在蘇聯人眼中削弱北約的威懾力量。這種威懾力量的基礎是其成員國齊心協力參加一項共同防禦計劃；聯盟內部的精誠團結以及敵對雙方軍事力量在戰略上的勢均力敵。其後果有可能導致蘇聯基於政治和戰略上的考慮採取步驟分化西方聯盟，並逐步演變成採用政治高壓手段……
紀堯姆後來撰寫了一本回憶錄。寫這本書的用意之一是為了利用這件事取笑波恩（我們情報局對原稿做了仔細的潤色。一是散佈假情報以保護其他的情報來源，二是宣傳我們工作的業績和意義）。紀堯姆在回憶錄裡也渲染了這種印象，即我們把勃蘭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蘇聯陣營內情報機構的一大勝利。他在敘述勃蘭特總理在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結尾處說：
波恩的絕密檔案現在到了我們柏林的機要檔案保管員手裡。
他是指，影印完這幾份檔案後，他把它們放進手提箱交給聯絡員帶回了東柏林。人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誰想到多年後他的這番誇口卻給我慧來麻煩。
迄今為止從未透露過的一個令人震撼的事實是，我們並沒有原封不動地拿到這批載有華盛頓與其歐洲盟國的分歧詳情的有趣檔案。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73年夏天，我們開始為紀堯姆夫婦的安全擔心。挪威度完假後，克里斯特爾開始感到有人盯梢。起初我們對她的擔心將信將疑。間諜有時會患多疑症，哪怕是這一行的老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們也會疑神疑鬼，覺得有人跟蹤自己並拍下他們的一舉一動。
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克里斯特爾的懷疑並非捕風捉影。在接頭地點之一的波恩一家餐館的後花園裡，她明顯覺察到有人在一旁監視。兩個男子坐在鄰近的一張桌旁。其中一個朝她坐的方向開啟公文箱時，她一眼瞥見裡面的照相機鏡頭。那天她恰好剛與信使安尼塔接過頭，把挪威度假期間搞到的檔案微型膠捲交給了她。好在這兩位男子走進餐館前膠捲已經易手。她們倆不愧是老手，輕鬆地喝完飲料後相互分手。安尼塔提著裝有膠捲的手提包來到街上，確信剛才餐館裡的兩個男子中的一個在跟蹤她。她搭慢車到了科隆，然後換了幾次有軌電車，在人群中鑽來鑽去。
可後面的尾巴始終甩不掉。她急走幾步，暫時把盯梢的人甩到後面，轉過街角走到河邊。為保險起見，她順手把微型膠捲扔進了河裡。海因裡希·伯爾把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河邊的女人》獻給了萊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萊茵河水中蘊藏的所有秘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訴他一件真人真事。
審判紀堯姆時，檢察機關認為這批挪威檔案已落入我們手中。我們指示紀堯姆保持沉默，讓西德人繼續保持這種錯覺。同時也是為了不傷害紀堯姆的自尊心。他對自己被判長期徒刑十分氣憤。但一想到自己現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國間諜大王，又不無安慰。紀堯姆是個愛虛榮的人。經我們首肯，他在回憶錄裡編織了一個神話，即在挪威搞到的這批檔案代表了他間諜生涯的輝煌頂點。
一個情報首腦偶爾吐露真言時也沒人相信。我在這裡可以明言，在我們的檔案裡尋找勃蘭特的那批挪威檔案不會有任何結果。我這樣說不是因為它們在1989年被銷燬了。柏林牆倒塌後，人心惶惶。大批檔案被銷燬。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檔案根本輪不上立即銷燬的份兒。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壓根兒就沒有看見過它們。檔案裡又怎麼能有？我們對此事的一知半解還是西德方面在紀堯姆的審判中無意洩露出來的。與原件的豐富內容相比，我們聽到的不過是隻鱗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諜報機構完全有理由對紀堯姆的活動產生懷疑。一名反諜報官員在處理另一樁案子時，注意到了紀堯姆這個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紀堯姆是格羅諾的朋友。雖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兩人之間有聯絡，可紀堯姆這個典型的法國名字總是在他腦海裡時隱時現。尤其致命的是，與格羅諾在西柏林同時被逮捕的那個來自東德的聯絡員違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規則。他身上帶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幾個關鍵的字，以備遺忘。其中就有紀堯姆的名字。記下紀堯姆是因為我們讓他敦促格羅諾斷絕與紀堯姆的聯絡。我們當時感到他們兩人過於接近。
紀堯姆最終還是栽到了他這個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爾茨的話，或許還能逢凶化吉。禍不單行，另一起巧合徹底斷送了紀堯姆。這位注意到幾起案子中均出現紀堯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諜報官員一天在餐廳吃飯，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