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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跟風的風險的。（例如1999年的沃倫·巴菲特和朱利安·羅伯遜。在那一年，業績落後是一種勇氣的象徵，因為它代表著對科技泡沫的拒絕。）職業風險—這是業績不佳風險的一種極端形式：當資金管理者和資金所有者是不同的人時，風險就產生了。在這種情況下，經理（或“代理人”）可能不會太關心收益，因為他們不參與分成，但會極端恐懼可能導致他們失業的損失。言外之意很明顯：可能會不利於收益從而導致代理人被解僱的風險，是不值得承擔的。
不蹈常規—同理，與眾不同是有風險的。比起非常規投資失敗所致的被解僱的可能性，交出平均成績可能令資金管理者更為舒服，無論這一業績所代表的絕對價值是多少……對這一風險的擔憂使得許多人與優異業績擦肩而過，但同時它也為那些敢於與眾不同的人創造了非常規的投資機會。
流動性低—如果投資者需要一筆錢在3個月內手術或在1年內買房，那麼他或她就不能進行屆時沒有折現把握的投資。因此，對該投資者來說，風險不僅僅是損失或波動性，或上面提到的任何風險。它是一種無法在需要的時候以合理的價格將投資轉化為現金的風險，也是一種個體化風險。
《風險》，2006年1月19日………現在我要花一點兒時間探討導致損失風險的原因。
首先，基本面弱未必導致損失風險。基本面弱的資產—業績欠佳企業的股票，投機級債券或選址錯誤的建築—如果買進的價格足夠低，也能成為一項非常成功的投資。
其次，風險可能在宏觀環境並未走弱時出現。自負、對風險的無知和放任以及一點點發展的不利結合到一起，便足以帶來災難。災難有可能發生在任何沒有花費時間和精力理解自己投資組合基本過程的人身上。
損失風險主要歸因於心理過於積極，以及由此導致的價格過高。投資者傾向於將動人的題材和時髦的概念與高潛在收益聯絡在一起。他們還期望從近期表現不錯的股票上得到高收益。這些熱門投資可能暫時會實現人們的期望，但是毫無疑問，它們也蘊涵著高風險。它們被人群的興奮推高到我稱之為“盲目跟風”的地步，它們提供了持續高收益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存在低收益或負收益的可能性。
理論認為，高收益與高風險相關，因為前者為補償後者而存在。但是務實的價值投資者的感覺恰恰相反：他們相信，在以低於價值買進證券的時候，高收益、低風險是可以同時實現的。同樣，價格過高則意味著低收益、高風險。
單調的、被忽視的、可能遭到冷落和打壓的證券—通常正因為它們的表現不好而成為低價證券—往往成為價值投資者青睞的高收益證券。這類證券以低波動性、低基本面風險以及在市場不利時損失更低為特徵，雖然在牛市中很少能有出類拔萃的收益，但平均表現普遍良好，比“熱門”股票的收益更加穩定持久。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類貌不驚人的低價證券最大的風險是在牛市中表現落後的可能性。不過具有風險意識的價值投資者是願意承擔這種風險的。
………我相信我們都同意，投資者應該也必須要求他們認為風險更高的投資提供更高的預期收益。我們有望達成一致的是，損失風險是人們在要求預期收益以及設定投資價格時最關心的風險。於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來了：如何衡量損失風險呢？
首先，顯然有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對未來作出訓練有素的估計是有可能的，但估計始終只是估計。
其次，量化標準是不存在的。對於任何特定投資，都會有一些人認為風險較高，而另一些人認為風險較低。有人將風險稱為不賺錢的可能性，有人則將其稱為損失一定比例資金（諸如此類）的可能性。有人認為它是時限一年的損失風險，有些人則認為它是跨度為整個持有期的損失風險。顯然，即使將一項投資的所有相關投資者都集中到一個房間裡攤牌，他們也永遠不可能商定出一個能夠代表投資風險的數字。即使能，他們給出的數字與另一組投資者為另一項投資給出的數字也不太可能有可比性。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風險和風險–收益決策不能被“機加工”，即不能移交給計算機去做的原因之一。
60多年前，本·格雷厄姆和戴維·多德在價值投資者的聖經《證券分析》再版時，作了如下表述：“不同投資與其發生損失的風險之間的關係很不確定、很容易發生變動，因此也無從引入有效的數學計算公式。”
再次，風險是有欺騙性的。常規性事件很容易估計，如反覆發生的事件將有再次發生的可能。但是反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