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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名單不限於美國，和重要金融機構有聯絡的國際領導人的名單也很長。英國前首相約翰？梅傑離開首相府以後加入了凱雷投資集團，秘魯前總理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2006年，我在達沃斯主持一個歡迎巴基斯坦總理阿齊茲的小組會，他在綠廳和我們閒談時提到了他在花旗銀行工作的經歷對他進入政壇有很大幫助。
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間的旋轉門進進出出，即使他們為避免利益衝突盡了最大努力，人們還是可以看到這樣兩個聯合體的世界觀正在相互融合。美國決策機構的上層是一個小集團，該集團的許多成員在政府任職前後都會在國際化和高薪酬的商業組織裡工作。所以，少數幾個全球大公司的議事日程能和美國政府高層的政見產生共鳴。這也填補了由於美國公眾和一些當選議員的無知而造成的權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導致的結果是立法過於偏向金融機構。在本書寫作時，有項政策爭議很大，私募股權公司設法說服了國會把公司的“附帶收益”看作“資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鉅額的稅收減免（從45％直降到15％）。許多人，就連沃倫？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領袖，都把這看成極大的不公平，反對派已經發起攻擊。
由於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和權力都很大，因此美國金融界的旋轉門現象能產生全球性的影響。這個集團廣泛地進行政策安排，如開放邊界，放松管制，降低稅收。該集團還贊成債務重整，對壞債進行緊急援助，如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後美國實施的“布雷迪計劃”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龍舌蘭危機”②期間，美國進行干預以避免墨西哥發生金融災難。在許多方面，這並不是集團之間的相互影響，而是因為只有一個集團，它的某個成員從這一項工作轉到另一項工作。這個集團的成員熟悉全球局勢，受過良好的教育，訊息靈通，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們提倡的許多東西是好的，值得貫徹。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裡？許多人會受到這些決策的影響，如納稅人必須為一些緊急援助買單，填補因私募股權公司裡的富有投資商減免稅款造成的財政窟窿，*的監督又在哪裡？難以想象，由一個既不懂金融業也不懂全球局勢的國會發揮監督者的作用會是怎樣的情形。顯然，依賴這個由金融精英集團提供大部分高階決策人員的行政部門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馬斯？弗裡德曼在他離白宮僅兩個街區的辦公室裡對我說：“現在，議員同商界人士、技術人員對全球經濟管理的認識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樣大。換句話說，你見過幾個議員對世界運作的瞭解能比得上跨國公司的執行長？所以說，這些國家的政府都面臨一個問題——全球經濟運作如此複雜，政府如何管理這些你不懂的東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這是否就是原本所設想的，是否符合每個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不對稱的時代：巨頭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1）
綠色不只是軍衣的顏色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期結束以後，吉姆？瓊斯將軍常常直言批評美國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並拒絕了擔任副國務卿和其他司令部職務的邀請。相反，他進了私營部門，被美國商會請去領導一個重要能源政策專案，還加入了做醫療產品的英維康公司的董事會。在這方面，他和許多軍界同行有同有異。很多人退役後會繼續擔任企業高管。的確，許多人踏進了旋轉門，進入國防工業。儘管許多人斷言，由於制定了規範潛在利益衝突的立法，旋轉門的現象已經比過去減少了。
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哪個公司會不願聘請最熟悉這個領域並且經驗豐富的人呢？美國第十三大國防承包商——科學應用國際公司的一位高管說：“有誰能比託尼？茲尼更瞭解地面部隊的需要，併為我們出謀劃策呢？”另一位高階國防承包商說：“人們經常談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訴你們，那是真的。在每一個領域，我們公司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都極為深厚。”
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軍事領導人離開部隊以後，需要掙錢維持生活。他們不應該因選擇另一種方式為國家服務而受到懲罰——他們的國家也不應該浪費國家在他們身上投資並培養的專業知識或經驗。既然如此，軍事領導人的人際關係網輕易就能轉到軍事—工業聯合體的自利交易中，這種交易——在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