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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要冒形勢突變和無力迴天的風險。古希臘的寡頭統治者互相展開激烈的競爭，引起部族的衝突，疏遠了平民。結果，大多數人民站在專制統治者一邊，後者以和平換得權力。雅典各域邦的領導人害怕*者上臺，因而採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起*政體，以預防社會衝突。由於明朝統治者越來越妄自尊大，越來越不關心人民的需要，於是他們開放門戶——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給清朝統治者，儘管後者是外族人，但是比明朝統治者更積極地回應人民。在19世紀的美國，情況也是一樣：商業領域出現了依靠殘酷剝削致富的“強盜大亨”，他們炫耀財富，漠視普通工人需要的做法引起了公眾的憤怒，美國人民黨①改革派也藉此推動立法，透過一系列的反托拉斯法和州際商業法律，遏制了這些企業家們的擴張。在上述情況下，支援改革的那些人多半也是精英集團的成員。從希臘的梭倫②、克利斯梯尼③和伯里克利④到中國清朝的康熙，再到20世紀早期美國的老羅斯福，這些人都是以精英的身份挺身而出的。而民眾似乎也樂意接受精英的領導，只有當那些掌權的人被證明無能、無力、對自己應承擔的義務無動於衷時，民眾才會要求改朝換代。
上述主題中的每一個都與今天有關。戰爭和技術導致的變化都能體現時代的特徵。不論你將衝突歸結為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貧富差距，後冷戰時期秩序的重組，或是全球化時代的出現，顯而易見的一點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完善的時代，舊的權力結構依然存在。在網路時代，大部分的既有體制依然是等級分明。國家權力正在衰退，公司和恐怖組織等重要的跨國組織越來越頻繁地跨越國界活動或在資訊領域中活躍。雖然歷史、金錢、地方政治權力和武裝力量仍然非常重要，但全球精英們正在操縱一個法律、風俗和傳統政府都還沒有跟上的世界。就像19世紀的美國，靠殘酷剝削致富的強盜資本家們，在立法者與規範者尚未察覺正在發生的事並有機會作出反應以前，就認識到並利用了州際通商的機會，今日的全球化精英正在舊世界的邊緣工作，規劃著下一個時代的特點。就像美國19世紀的資本家那樣，他們收穫了驚人的回報，也受到了許多人的怨恨。因此，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當下的時代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就像過去的那些時代，那未來將會如何發展？即使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但弄清當代的精英和過去的精英有什麼本質不同是重要的。我提出的3個歷史個案研究——古希臘、17世紀的中國和鍍金時代的美國，也許能給大家提供幾個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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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時代：當金融和商業變成一切的中心（1）
超級精英內部的企業群體
當《權力精英》在1956年出版時，作者賴特？米爾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精英群體上。所以，他必須分清精英們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來源。因而書中的各章便取名為“社會名流”、“富裕階層”等。有的內容則集中在精英權力的本質，因此使用“執行長”、“企業富豪”、“軍閥”、“軍人統治”和“政治高層”等標題。他強調了這些集團之間的交叉情況，以及當美國（或更早時期的歐洲）的歷史規範發生變化時，這些集團也會受到影響。
在寫到“企業富豪”時，米爾斯注意到了一種變化：“在過去的私有體制中依靠繼承得來的財富和權力，今日的企業富豪應有盡有。”換言之，他承認20世紀中期的美國已經發展到以商業為中心的體系，不論是財富體系，還是階級體系。工業革命的後果變得越來越明顯。令米爾斯驚訝的是，公司所有人將大部分權力轉移至執行長手上。他表達了很多受到*影響的觀點，他問：“難道那些舊日的剝奪者現在不是在被這些拿薪酬的經理們剝奪嗎？”就像二戰後的美國一樣，米爾斯對社會秩序的改變印象深刻，在這個秩序裡，公司擔任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國家的重心不再是小企業、中產階級，以及更早期的擁有並耕種土地的人們。
米爾斯在分析了每個精英群體之後，都會總結性地討論社會內部權力如何平衡，以及關於這種平衡的已有理論需要如何修改。
美國人堅持認為，政府是一種自動機器，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達到平衡的過程中受到規範。政治形象是經濟狀況的反映：兩者都是透過多方利益的推和拉實現平衡，各方利益只受法律和非道德層面的約束。
自我平衡的觀念在18世紀的經濟學術語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闡釋：市場是至高無上的，在小企業家神奇的經濟中沒有專制主義。政治領域也一樣：權力的分割和制衡盛行，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