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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門仍由兩三家公司把持，這些公司多半是典型的地方企業或者和地方利益緊密聯絡的企業。企業家的創業活動受到明顯制約。中小企業取得很大成功的故事寥寥無幾。智利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並實現了現代化，但是社會和結構性的現狀仍然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像那位木材公司的執行長這樣的精英就樂於接受這樣的現狀。在很多方面，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有其歷史淵源，不平等現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代，不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個拉丁美洲都有這類問題。那些本可以促進平等的重要資源卻主要為精英們所有，因此這些不平等現象始終存在，如教育，只被少數人享有，因而導致不平等更加惡化。
但是，在和智利一些很有影響的商業領袖討論時，只要談起分配不平等這些歷史性問題，大多數人都愛用芝加哥幫的觀點作答。海運巨頭、南美船運公司的老闆和智利最有名的葡萄園聖麗塔的主人裡卡多？克拉羅在皮諾切特執政時期支援正統的經濟改革。他才智過人，熱情好學，處世練達，在國際精英圈子裡非常活躍，在國外非常有名氣。但是，從他和智利商界的許多人的談話中可以發現，不管是直接的還是暗示的，都反映了上世紀80年代經濟藥方中特別提煉的版本：“把它交給市場。要耐心。減少那些創造就業職位的人的稅收。”他們堅信25年前提出的滴漏原理，甚至無視層出不窮的反面例子。正如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所寫的，滴漏理論“無論是從經濟學理論或者實際案例的角度來看，都無法立足”。
歷史的教訓：精英的起落
從瓦納克斯 們到強盜大亨：精英們的興衰
每一個時代都有精英，在精英興衰的歷史中，除了政治、軍事和經濟權力一貫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之外，至少還有以下三大主題在重複發生。
大規模的歷史劇變，包括戰爭、技術變革、社會革命，會推動社會的統治結構和價值觀的變化。希羅多德②說：“戰爭是萬物之父。”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什麼現象能像戰爭那樣，使精英結構產生變化，雖然在重大的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也可能伴隨著戰爭，也產生了精英結構的變化。因為發動戰爭不單是為了改換統治秩序。在很多情況下，這樣的劇變所造成的變化完全出乎預期，在意料之外。比如，在古希臘，軍事創新意外地讓重灌步兵，一個新的農民戰士階層崛起，他們開始要求更大的權力。當他們的叛亂失敗時，他們就支援顛覆舊秩序的專制統治者。在中國，明朝晚期的皇帝不能保護他們的子民免受來自北方的騷亂和襲擊，結果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覆滅和滿清家族統治下的一個新的精英階層的崛起。與此相似，美國內戰則是國內傳統農業和先進工業之間內部鬥爭的結果，內戰改變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推翻了奴隸制，開創了欣欣向榮的工業時代，原先分散的州經濟體被新的全國性經濟模式取代，商業領導階層抓住了這個機會，迅速地發財致富。
有限的或脆弱的體制規範引發了政治和經濟的“創造性破壞”。歷史提出的難題之一是：能激發創造性和創業精神的條件也能招致胡作非為、不平等、不公平，最終引發社會動盪。然而，強加了太多規則來維持秩序的社會將扼殺創造性。比如，最強大的希臘城邦斯巴達由於整個社會實行軍事化管理，導致異議和創造性均被打壓。斯巴達千方百計控制奴隸的人口數量，使其難以適應地中海東部不斷變化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只能眼睜睜看著馬其頓國王腓力統一了希臘。中國在15世紀初就在勘探和開發領域取得世界領先的成就，但是，由於民族主義和認為本國從外面的世界學不到什麼東西的思想，中國限制國人開展海上航行和對外貿易，導致國力呈螺旋形地下滑。與此同時，一些很有實力的大國卻沒有受到類似的限制，國力蒸蒸日上，在日後與明朝的爭奪中，這些國家佔據了優勢地位。內戰後的美國，華盛頓政府很少管制快速發展的工業，儘管一團亂麻似的州立條例常常造成混亂。但有的家族，如範德比爾特家族和卡內基家族，以此為機會而不是阻礙，抓住了時機。亨利？基辛格用來描述自己欽佩的政治家的話同樣也適用於這些企業家：“有從混亂的局勢中認清本質的力量，能從中找到開創新局面的資源。”
精英們的手伸得過長，會引起其他階層的反感，通常會由另一群精英打著“代表廣大人民”的旗號群起攻之。精英們在不斷地積聚權力的過程中，常會走得太遠，激發競爭對手挑戰他們的權威或者激起大眾的不滿情緒。這樣一來，精英們必須作出讓步，以便重新取得合法性，恢復權力均勢，保持昌盛。否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