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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及以後的價格，應該與1909～1914年間農產品價格的購買力平齊。比如，1909～1914年間，每蒲式耳小麥的平均價格是1美元，而如果之後20年間生活費用上漲了兩倍，那麼，在1933年，種植小麥的農民每蒲式耳小麥應該得到的售價就是2美元。政府應當擔保這一點，這樣農民就不再害怕農產品價格下跌了，他的購買力也就跟其他工業產品和消費產品生產者相似了。
但是，假若農民該受平價的保護，那為什麼所有其他的人不該呢？在新政時期，有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比如亨利·黑茲利特就問，如果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鋁業公司也要求平價，那會出現什麼情形。
一輛雪佛蘭六缸旅行車在1912年的售價是2 150美元，一輛經過改進的、效能不可比擬的雪佛蘭六缸轎車在1942年的售價是907美元。按照與農產品平價同樣的標準折算，後者在1942年的售價應當是3 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一磅鋁的平均價格是美分；1946年初它的售價是14美分；但是如果是“平價”，它的售價就該是41美分。
從1912年到1942年，雪佛蘭之所以願意改進質量和降低價格，一個原因是其總裁比利·杜蘭特和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阿爾弗雷德·P。斯隆沒有享受到平價。他們不得不在市場上競爭。他們不得不改進自己的汽車，配置了電打火系統、可調整的前排坐椅、發動機溫度自動控制和液壓減震器等，這些改進使他們能夠比福特汽車公司賣出更多的汽車。他們沒有得到政府確定的固定價格和固定市場份額，因此，他們研究和改進自己的雪佛蘭汽車，並提高銷售量。當然，美國的消費者是受益者，農民也是，因為自20世紀30年代以後，農民也能買到更便宜的汽車和拖拉機、化肥、雜交玉米種子和機械化棉花采摘器。比如，在30年代，雜交玉米尚未研發出來之前，農民每公頃生產的玉米大約26蒲式耳；30年後，這個數字上升到84蒲式耳。其他農作物也有類似的改良。施萊貝克，《我們是如何發家的》，第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２，２９７－２９８頁；肖弗爾，《第一個多數……最後一個少數》，第１５２－１５８頁。
第五章 阻礙農業發展（3）
農業跟工業一樣，也是能動的。競爭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有時甚至包括降價，都能使美國人不斷得到更好並且更便宜的食物、工業品和消費品。但是，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農民依據第一個《農業調整法案》（在第一個《農業調整法案》被宣告違憲之後，又有第二個《農業調整法案》），能夠確保平價，或者接近於平價。
《農業調整法案》的第二個要素，是付錢給農民，讓他們休耕。不是所有農民都可以參加這個安排：只有那些生產主要農產品和能夠帶來強大政治力量的農產品……如小麥、玉米、棉花和食用豬……的農民才能參加。不同的農作物獲得的休耕土地的比例也不同。加工企業……如麵粉企業、紡織企業和肉類加工廠……要承擔一定稅賦，以支援這些農地休耕補貼，然後將所增加的成本再轉嫁到消費者頭上。
1936年，《農業調整法案》被起訴到最高法院。歐文·羅伯茨*官作了如下的類比：
假設全國生產的鞋太多了，市場已經飽和，價格下跌，工廠處於半停工狀態，僱員的利益也受到損害，按照本案所涉及到的那部法律的原則，國會應該授權商務部部長與製鞋商簽訂合同，規定所有制鞋商應當縮減產量，美國將根據其縮減產量的比例給付他們確定數額的金錢，而這筆錢將透過對所有賣鞋的零售商或者客戶徵稅而獲得。
這一類比發人深思。可是，羅斯福在批准《農業調整法案》的時候，不是把它作為一項應急計劃，而是作為政府全面控制農業的基礎。他要把平價、付錢給農民讓他們休耕作為美國農業政策的永久性原則。1935年10月，羅斯福說：“那些制定農業調整方面的法律的人、國會里修改那部法律的人、亨利·*或者《農業調整法案》的頭兒切斯特·戴維斯等，從來都沒有想過使農業調整署僅僅作為一個臨時的機構。他們的意圖……也是我的意圖……是將那些由於嚴重的國家危機而寫在法律裡的應急性詞句，都改成長期的、更為永久性的美國農業發展規劃。”
《農業調整法案》在實施過程中也是一成不變的，有時很難加以描述。許多裁量權都集中在農業部部長手中，而具體標準……平價價格、哪種農作物應該補貼、休耕的農地應是多少……對各種農作物來說都不一樣。這些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