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闊斧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他正好回海南辦手續，一聽我們找他，二話沒說，頂著光頭就往北京跑。後來我把他推薦給老牟。有個情節特別有意思，我告訴老牟，功權非常能幹，當過法人代表，老牟說那讓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執照拿來吧。功權趕緊去找出來並影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標誌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辦公室坐了五六個人，新來的坐在最外面一排，最冷；功權剛開始坐在最外面，重用之後就坐裡面去了，就跟“號子”裡一樣，挪了床鋪。這種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經驗有關。
安頓了一點兒之後，功權又開始找劉軍。劉軍也是性情中人，雖然還不知道來了後能不能有活兒幹，但也高興地奔北京來了。
這樣四個人都來到南德。王啟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權是天津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兼東南辦主任，我是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劉軍是西北辦副主任。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今後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礎。在那個時候我們就討論過自己創業，開始想辦一個萬通代理事務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務”有點像“三T”公司，“萬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幫人辦事，出書、寫文章、開會，積累一點錢然後再謀發展。雖然最終沒做起來，但“萬通”這個名字留在了大家心裡。
後來自己辦公司時，一說用“萬通”做商號，誰也沒異議，彷彿早就有這個公司了似的。
我從南德出走後，老牟很生氣，想炒劉軍，還沒來得及炒呢，劉軍便寫了一首嘲諷老牟的詩，然後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廠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在準備創業期間，我和劉軍跟功權談，說必須由他當老總我們才做，因為只有他做過生意。功權答應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電線杆子底下吃火鍋，我們開始商量怎麼籌錢，易小迪說他還能出多少錢，能有的都給。現在回想起來，易小迪是不小器、很有大局觀的人。
我們沒有錢，每個人便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別借了一些：功權向丈母孃借了一些，王啟富跟家裡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闆借了一些，劉軍向朋友借了幾千塊，易小迪拿了印刷廠的8 000塊，合起來三萬多塊錢。這些錢大都用在註冊公司等前期費用上了，當時也只能註冊成類似皮包公司一樣的公司，註冊資金1 000萬人民幣，拿到執照的時候還剩幾百塊錢。過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來了，做財務部經理，負責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的銷售，他的銷售才能在那個時候就顯現了。
常務董事會
沒法說最初的錢哪個算股本，後來算股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分清楚。別說沒法算，那時我們連懂都不懂，又沒有《公司法》，大家說事連個依據都沒有。所以說，我們這些合夥人一開始合作的基礎不是錢，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夥人利益關係的時候我們確定了一個原則，採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無別”。1993年初我們界定利益關係，之前合夥人關係是虛擬的，沒有股權基礎；挖到第一桶金後開始建立了財產基礎上的合夥人關係，並於這時候把潘石屹吸收為合夥人。此時我又提出一個觀點：按照歷史的過程來看，缺了誰都不行，每個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確定股權時就採取了平均分的辦法。民營企業將要面臨的問題是排座次、分金銀、論榮辱，我們分金銀的時候是跟排座次分開的，把公司分成6份，一人一份。
由於是平均分配，所以說話的權利是一樣的，我們成立了一個常務董事會，重大的決策都是6個人定。後來又來了兩個人，我們稱之為“6＋2”，也算是吸引人才，但他們很有意見，因為總也進不了6個人的圈子。1995年之前6個人的內部協調很好，當時以海南為核心，分散在廣西、廣東等附近省份，大家經常見面；1995年，公司把業務一塊甩到北京，一塊甩到上海，還有一塊甩到長春。那時不能上網，手機用磚頭塊大哥大，溝通很有限，引發的問題就是資訊不對稱，6個人按照個人性格、地域和管理企業的不同情況，越來越不容易協調。我在北京當董事長，潘石屹是總經理，海南那邊我也是董事長，所以掌握瞭解的資訊算是最多的。其他的人不能完全和另5個人溝通，開始形成大家在事情上的一些分歧。這是一個困局，很多事情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達成共識了。
另一方面，資源和利益結構發生了變化，我們仍保持個人收益上的平均主義，大秤分金銀，整套穿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