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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國有企業虧損和轉換機制的提問，薩繆爾森也作出了明確的答覆：“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我知道，前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大型國營企業非常缺乏效率。一旦過渡到市場經濟，我不認為大型國營企業能起什麼作用。我想中國最好是從經濟的最底層開始，實行市場調節。事實上，中國已在那個方面開展工作，讓農民和手工工人自由買賣、自由生產……中國的大工廠如果想有什麼作用的話，最終還得租給許多小的製造企業。中國可能朝那個方向進行試驗。反對自由市場的官僚應受到懲罰，幫助小的生產者得到原料和機器的官僚應得到酬謝。在美國很重要的一條是，我們創立企業時，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靠我自己，賺錢我活下去；如果我是沒有效益的生產者或者生產沒有人要的產品，我就垮掉……我相信，中國只要照目前這條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經濟強國。但達到那種程度時中國要記住：混合經濟如何運用稅收和分配來緩解私人財產體系帶來的貧困和不平等。我不認為轉向純粹的資本主義是正確的答案，但我真誠地祝願中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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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1）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先生在探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時，針對國內國際學術界和傳媒界使用最多的“中國的崛起”這一說法表示異議，他認為把中國的經濟定義為“再崛起”更加準確。因為直到1870年代為止，中國的經濟總量都大於美國，曾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如果僅僅以工業產出在全世界工業產出中所佔的分量來比較，1860年代的中國工業產出佔全世界的，而當時美國只佔。也就是說，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僅是經濟上的強大，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體系乃至科學、文化、藝術和語言方面在全世界獨樹一幟。但近二百年以來，中國卻大大落後於世界，特別是從1950年代到“*”後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只佔全球經濟的不到5％。中國的再崛起，只是經濟上再崛起，還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諸如：嚴重依賴外來技術，貧弱的財富創造機制，以及戰略性資源的對外依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資產領域的投資力度造成的。這種資源配置的低效最後主要體現在國家銀行的壞賬率上。現在國際上對中國銀行壞賬率的最低估計是45％，這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世界主要經濟中間壞賬率最高的。此外，在1990年到2004年期間，中國對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平均7％的速度遞增，而中國自己石油開採量大概只能用14年。而這些戰略性經濟資源的對外依賴是和這些資源的嚴重消耗和浪費連在一起的。按照中國行業內的測算，2003年，中國每單位GDP的產出所消耗的能源幾乎是日本的10倍，美國的5倍和加拿大的3倍。① （）
正是因為中國經濟一方面保持著那麼高的增長速度，同時又表現為那麼嚴重的低效性，也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素質”遠遠低於經濟增長的“數量”，所以你在全世界的報紙雜誌上，能夠讀到對中國發展前景的完全不同的推測和預言。而且，即便是純粹從“數量”尺度上比較地看，中國經濟增長幅度也不是那麼的令人陶醉——任何增長值被人口一除，就顯出中國社會財富的薄弱基礎。② （）但中國卻顯露了西方往往忽視的兩面性：是個富國，又是個窮國；是個強國，又是個弱國。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2005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1400美元，是美國的1/30，即使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全世界185個國家和地區中仍然排在第118位。如果按照人均國民收入計算，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絕對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比如，按2005年中國人均GDP1400美元和年均8％增長率，來比較美國同年的GDP人均40000美元和2％增長率，2005年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為38600美元；2006年中國為1512美元，美國為40800美元，即2006年人均國民收入中國與美國的絕對差距比2005年的差距擴大了688美元。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在題目為《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經濟》的演講中談到對改革開放30年的觀察，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並不特殊，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經濟的問題並不特殊，無論是法治指標、*感受指標，還是基尼係數都不算最差的；中國經濟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