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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也構成了福利經濟學的核心。市場失靈理論詳細闡述了市場在面對公共產品方面的各種可以預料的缺點，如外在性、日益擴大的規模效應、不同型別的市場“不完善”和即使是“有效率的”市場外部條件下也可能發生的社會不公等等，這些現象有時出現於一切市場中，並且始終出現於有些市場中②。反過來，福利經濟學則為政府矯正（或者至少減輕）這些有缺陷的干預提供了規則和方針。支援政府的觀點還得到來自於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其他人的論著的更新的理論上的支援，這些論著涉及與“關鍵”技術和政府支援並推動的研發有關的潛在的外在性。
相比之下，弗裡德曼思考的反對政府的觀點卻無法指望正規的非市場失靈理論的支援。那樣的理論還不存在。
因此，在對弗裡德曼所贊成的支援市場/反對政府幹預的觀點與加爾佈雷思所贊成的支援政府/反對市場的根據和型別進行對比時，出現了有趣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在圖1。1中用淺色的長方形表示，即支援市場/反對政府和支援政府/反對市場立場之間的爭論往往是不平衡的，因為我們缺乏與已有的市場失靈理論相對應的關於政府缺陷（“非市場失靈”）的綜合性理論。為了避免“沒有什麼適合的理論也無關緊要”的認識，有必要回想一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的評論：“那些相信他們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理論影響的實幹家們，常常是某些死去的經濟學家的奴隸……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極大地誇大到與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抗衡。”
因此，一種更加充分完善的非市場失靈理論將有助於為圖1。1中的矩陣提供更好的平衡，還有助於為公共政策提供更好的指導。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對發展這種理論有所幫助，並且提出這種理論如何能夠被運用於非市場與市場選擇的對比當中，人們因此可以指望有助於改進市場和非市場之間的選擇或結合。在這樣一種綜合性的非市場失靈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由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的①。正如公共選擇理論所強調的，政客和官僚自身的利益是理解非市場程序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僅僅透過公共選擇還不能滿足一種完善的非市場失靈理論的需要。例如，現有的公共選擇理論就忽視或曲解了非市場行為引導下排他性（壟斷）的典型型別，忽視或曲解了圍繞在生產非市場產品技術周圍的高度不確定性和由這些產品而產生的派生的或預料不到的外在性的頻率。此外，公共選擇理論忽視了組織慣性、傳統和標準的操作規程等作用因子對非市場失靈的作用。這些因素在與市場規則相隔離的組織中，甚至比在受制於那種規則的組織（如公司）中似乎更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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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第一章 基本的經濟選擇（4）
所需要的理論應該涉及由整個非市場部門，而不是單單公共（政府）部門所包括的更大範圍的行動、產品和失靈。儘管政府是非市場部分的最大成員，但其他成員（如基金會、大學和非私人所有的醫院等）是數量眾多、範圍巨大和不斷增加的。綜合的非市場失靈理論應該包括這些其他的非市場組織的行為和缺陷，能夠突出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和差異，並且還允許在非市場部門和市場部門之間作適當的比較。公共選擇理論自身由於太有限而不能為這種圖景提供一個合適的框架①。
奧地利經濟理論——尤其與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相關②——為綜合性的非市場失靈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另一個有價值的因素。在其所關注的市場競爭和作為產生資訊的“程式”的價格機制問題上，以及在推動這種程式中由私有制所提供的動機問題上，哈耶克和米塞斯爭辯道：市場擁有政府（非市場）所無法相比的關鍵性優勢③。
奧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有關“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的重要工作也同樣為發展非市場失靈理論貢獻了有價值的見解。的確，市場失靈和非市場失靈都可以被看做是由獨特的交易成本特徵和負擔所導致，這些特徵和負擔分別與市場和為組織經濟活動而作為替代的“管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s）的政府相聯絡①。
弗裡德曼和加爾佈雷思之間的爭論反映了應對現代經濟體制時的主要政策問題：什麼是政府和市場在經濟體制作用中的合適角色？在作出這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