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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同的。
《不確定的時代》和《自由選擇》涉及相同的主題：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如何產生和變化，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市場經濟的力量和缺點。兩本書都提供了這種分析的政策結論——市場和作為經濟活動最重要調節器的政府之間的選擇是基本的經濟選擇。也正是在這裡，兩個爭論者之間開始出現了分歧。
當加爾佈雷思按照馬克思和熊彼特（Schumpeter）的傳統充分承認市場的成就時，他把市場的演變和成熟等同於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微觀經濟的無效率和社會不公。儘管加爾佈雷思同意熊彼特和馬克思的關於資本主義和市場的顯著經濟和技術成就的觀點，但他對制度效率和平等的評價明顯地與熊彼特（1934）不同，他的觀點更接近於馬克思。為了彌補市場的這些不足，加爾佈雷思以及《不確定的時代》認為，對形成經濟穩定、效率和擴大的社會公平而言，政府政策和干預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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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第一章 基本的經濟選擇（2）
而弗裡德曼則按照亞當·斯密《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傳統，對市場體制的特徵的評價十分不同於加爾佈雷思。在弗裡德曼看來，一種自主發揮作用的市場經濟產生了經濟和技術進步、資源的有效利用和以社會流動和政治自由為特徵的社會，並導致生活水平的提高。當然，這種提高除了一些公認的例外，在分佈上是相當公平的①。弗裡德曼和《自由選擇》認為，政府的擴張超越其最小的（公共產品）功能（如防務和公共秩序，而不是郵政業）則損害了資源的有效利用，阻礙了經濟發展，而且還約束了社會流動，並最終限制了政治自由。
有什麼能夠解釋這兩位博學的觀察者有關市場和政府的巨大反差的觀點呢？
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支援市場的觀點，是以理想化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式為基礎的，它傾向於總體經濟的充分就業平衡（宏觀經濟），公司和個人對資源的有效利用（微觀經濟）。這種觀點得到了19世紀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市場經濟經驗的支援，得到了20世紀70 ■ 80年代市場經濟佔主導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①等）經驗的支援，還得到了泰國、印尼新近增強的市場化發展經驗的支援。弗裡德曼反對政府幹預的立場還從下述各種現象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援：無數有關龐大的政府組織的奇聞軼事——這些組織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對它們的任務處置失當（如郵局、福利機構、防務和國有化的工業）；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持續的令人失望的經濟記錄，在這些國家中，政府幹預比比皆是；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晚期起，蘇聯、東德和東歐的中央計劃指令性經濟（the centrally planned mａｎｄ economies）的崩潰和肢解。
另一方面，由加爾佈雷思和《不確定的時代》所代表的支援政府的觀點是建立在明智（informed）、高效和人性化政府模式基礎之上的，這樣的政府能夠識別和糾正市場的缺陷，並實現透過民主手段才達到的國家目標。這種觀點與利特爾（I。 M。 D。 Little）、理查德·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等其他人所精心闡述的正規的福利經濟學的規則，以及與奧斯卡·蘭格（Oscar Lange）、阿巴·勒納（Abba Lerner）等提出的最優經濟計劃理論（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planning）相一致。這種觀點得到了下述經驗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段時期（至少20世紀70年代晚期以前，它們那時的經濟趨勢變得不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荷蘭普遍看好的經濟表現；尤其是諸如歐洲國家鐵路系統（Europe’s national railway systems）那樣有效的政府表現的例子；日本戰後由於政府政策引導和確定目標而導致的持續的經濟增長。（爭論的雙方都引日本的經驗來作論據。）加爾佈雷思反對市場的立場同樣獲得了下面有關市場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①）的負面傳聞的支援，如大氣汙染、機場噪聲、廣告牌和大量低質量的商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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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第一章 基本的經濟選擇（3）
值得關注的是，加爾佈雷思所思考的反對市場的觀點得到了正規的市場失靈理論的支援，這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