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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特殊團體，而成本則被廣泛地分攤到諸如納稅人或消費者這樣的公眾身上時，“微觀分離”就會產生。與不得不（或開始）反對一個特殊專案的受害者相比，受益者因而具有更強烈的動機（也許政治上作更積極的努力）來發起、維持或擴充套件它。其結果可能是政府專案或調控或是低效率（總成本超過收益），或是不公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這樣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的美國農業價格扶持、歐洲共同市場的共同農業政策（mon Agricultural policy）和過去30年間社會保障收益的那些增長。（這已經使退休人員的收入比大多數受僱的納稅勞工得以更充分地抵禦通貨膨脹。）
分離的第二種型別是“宏觀分離”（macrodecoupling），它在西方民主政體中是一個基本的、內在的對政府專案的需求問題。宏觀分離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不如說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它也始終（而不是有時）是低效率的一個根源。宏觀分離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政治權力取決於投票的多數人，而少數人則提供了大多數的計稅基數（the tax base）。其結果就是擴充套件再分配專案的機會和動機，因為“需求”取決於多數人，而稅收收入的供給來自於少數人。儘管微觀分離意味著組織精良的少數人能夠剝削多數人，而宏觀分離則意味著多數人能夠剝削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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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第三章 非市場失靈：供求條件（6）
如果低收入的多數人再分配稅前收入的誘惑削弱了高收入的少數人進行投資和創新的動機，在沒有多數人約束的情況下，宏觀分離的結果可能是對投資、創新和發展主流的侵蝕；同樣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除非高收入的少數人的影響以及隨之產生的分配差距得以抑制，否則社會的不和諧、不滿和敵對將會出現！
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和西歐），授權（entitlement）和其他社會專案的巨大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分離的反映：學生貸款和獎學金、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補貼的住房專案、醫療補助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提供給貧困者的食品券（food stamps）和法律援助、殘疾人保障、綜合就業和培訓專案、城市交通等。這種擴張的結果異乎尋常。1980年，3600萬美國人每月都收到社會保險支票；醫療補助的受益者是2200萬人，醫療保險的受益者是2800萬人；食品券的受益者是1800萬人；退伍軍人專案的受益者是1500萬人；資助未成年子女家庭專案（AFDC）的受益者是1100萬人①。到1992年，這些數字仍然進一步增加：社會保險4400萬人，醫療補助3600萬人，醫療保險3000萬人，食品券2600萬，AFDC專案1400萬人②。費爾德斯坦估計，也許50％的美國人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完全或部分依賴於聯邦資助③！
兩種形式的分離也許都促成了對政府活動（專案、管理、再分配）的“過度”需求，這裡，“過度”的意思，既是指它們需要超過收益的更多的社會成本，也是指它們削弱了經濟中生產率和增長的動機而難以為繼。
上面所討論的許多條件可能造成非市場需求的誤差，但這並不意味著非市場需求的所有增長都代表誤差。例如，非市場需求可能被期待著隨實際收入而上升。就非市場物品是“高階”（superior）物品（即具有高的需求收入彈性的物品，如停車場、博物館、公共娛樂設施）而言，對它們的需求將比收入增長的比率上升更快。就擴張的教育以及實際收入形成了對窮人更多的同情而言，可以預料，政府轉移（支付）專案也許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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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節：第三章 非市場失靈：供求條件（7）
然而，西方民主政體中的需求條件常常會對有政治影響的政府行動或不作為的需求造成深度誤差。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有：（1）選舉大戰之間相對短暫的間歇形成的無情壓力，常常導致所選官員的高額貼現；（2）政府專案的受益者和支出者之間的分離，常常導致更強烈的擴張（而不是收縮）政府專案的動機。結果，儘管政府專案從微觀經濟學意義上講是低效率的（如關稅、農業價格扶持）；而且，就將特殊收益和特權賦予有政治影響的團體，而讓更少政治影響力的團體承受更高的成本這一點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專案卻依然能夠得以開張或擴張。由於損害了經濟長期增長所賴以存在的動力，其他專案可能會擴張到動態低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