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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自江淮來，數千裡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徑，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
曾在淮徐道任參議，於去年五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的徐標在進京召對時曾如此對崇禎道。
崇禎聽後，掩面欷歔泣下。
徐標所言的江淮便是徐州、海州及臨淮地區，自崇禎八年農民軍衝出河南包圍圈後，江淮地區便如徐標所奏那般了。
在揚州時，陸四曾與揚州府尹、那位前明進士鄭元勳對當前局勢有過一番深入交流。
就“何以得人心”這個問題，陸四曾高談闊論一番，說要將富者之地分於貧者，實現“耕者有其田”，從而解放農村生產力，如此貧者必踴躍支援淮軍。
鄭元勳的回答就同徐標奏對崇禎差不多，直言江淮及中原乃至西北諸省，已然地多人少，千里未有農耕，大量良田拋荒，貧民若種地何須分地？
鄭之言讓陸四止語，細細想來果是在明末沒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概因如鄭所說，千畝地有，千畝地上卻未必有一人。
如此條件，你陸四搞什麼分田地，不是脫褲子放屁，又犯了教條主義麼。
揚州及江南這邊，更是沒有這個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壤，卻不是沒人，而是江南、揚州的土地大多種植經濟作物。
尤其是蘇松常一帶幾乎遍地家庭式的手工作坊，江南人民早已從農民轉變為原始形態的工人，他們的“工錢”已然能保證一家溫飽，甚至還很富裕，如此要他們放棄較高的收入去種地，簡直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自古以來，“不種地”才是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
陸四真要在這種地區搞什麼分田地，恐怕他就是那個要被人民推翻的反動政權。
至少在崇禎十年以後，中國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後世這個土壤之所以肥沃，其根本原因在於人多地少。
現在，是地多人少。
所以打那回之後，陸四再也不提什麼分田的荒謬想法了，清鄉所得的地主士紳田地，都是採取發賣或出租這一形式“變現”。
就這，還有很多農民不敢買，不敢租，原因是他們擔心這個大順長不了。
針對這種情況，陸四採取的是“半強迫”方式，就是強租或強賣給這些農民，並且都是以極低的價格，透過鄉村公所的建立減少原先地主士紳“包鄉”產生的大量中介費用——雜稅，使得農民們把賬一算就發現自己實際是非常划算的，那麼他們的牴觸心理就會減少。
最重要的是，這是“賊軍”強迫他們租買，所以將來就算是官軍打回來，他們也不算是“從賊”，大不了將土地交回去就是。
這種心態才是人的正常心理，陸四對此也很認可，因為只要淮軍能夠不斷的壯大，地盤不斷的增多，農民的那種“討便宜”的心態就會慢慢穩固，從而轉變為支援新政權的動力。
不管革命還是造反，都要實事求是。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歷史早就證明了教條主義要不得。
十幾年的戰亂和外敵入侵，明朝北方人口最少下降了一半，這才有了徐標所言“雞犬無聲，未遇一耕者”，而這位保定巡撫看到的還僅僅是一小部分。
徐大綏也姓徐，但和徐標沒有關係，他原先駐紮的臨淮地區就是徐標所說的“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徑”。
窮的實在是沒辦法，徐大綏才不情願的帶兵來了淮安，因為他要不來的話，鳳陽總督馬士英就有可能斷他的軍餉。
來淮安後，一開始徐大綏也很賣力，想著淮安是漕運重地，城中肯定富得流油，要是攻進去必能大撈特撈一把。
所以，在最開始的幾天，徐部猛攻淮安北門，一度就要破城，可惜最後還是被城內的“賊兵”給打退了，折損了好幾百人。
打這之後，徐大綏就沒了賣力的想法，倒不是城內的反賊頑抗有多激烈，而是圍城的幾家兵馬除了他比較出力外，其他的都明顯在儲存實力，非不得已才派些炮灰上去打一下，應付了事。
徐大綏有點想不通，大傢伙既然是來平賊的，賊人又被困在城中，那就一起出力破城就是了，你看我，我看你的有意思麼？
很快，徐大綏就知道這幫子人為何在淮安不肯出力了，因為北面的順軍打過來了。
“這是怕把兵打光了賣不了好價錢！”
徐大綏憤憤不平，更叫他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