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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其成長過程中花費的醫護成本之高,令人咋舌。“在那時,擁有醫療保險的美國家庭還不到10%。”奧新斯基寫道,“一個脊髓灰質炎患者的護理費用(每年大約900美元),事實上超過了人們的平均年薪(875美元)。”
之後,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美國成為全球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人們有理由擔心,僅此一種疾病在未來就會耗費較大比例的醫療護理預算,那麼這將嚴重拖累整個國家。
隨後,一種疫苗,實際上是一系列的疫苗被研發出來了,脊髓灰質炎疫情被有效控制住。
如果我們將脊髓灰質炎疫苗稱為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這似乎低估了相關人員所作出的貢獻,他們曾為遏制脊髓灰質炎蔓延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醫學研究人員,其中喬納斯?索爾克、阿爾伯特?薩賓的貢獻尤其突出;籌集資金的自願者奧新斯基寫道,出生缺陷基金會是“美國迄今為止最大的慈善軍團”。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為醫學獻身的其他動物(成千上萬只猴子被運送到美國,接受疫苗測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什麼其他醫療手段比疫苗來得更簡單。我們來看看戰勝疾病的兩種手段。第一種,疾病一出現便研究出一種治療手段或發明一項技術,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例如開胸手術);這種方式的成本往往非常高昂。第二種,在疾病大規模爆發之前研製出一種藥物,從而達到預防疾病的目的;從長遠來看,這種方式的成本往往非常低廉。醫療護理研究人員估算過,如果當時脊髓灰質炎疫苗沒被研製出來,那麼目前美國脊髓灰質炎患者將至少達到25萬人,每年在這方面的醫療支出至少達300 億美元。而且,這還根本就沒有將“病人飽受折磨、死亡及恐懼心理等無形成本”計算在內。
疫苗、安全帶和颶風(7)
脊髓灰質炎疫苗是既便宜又簡單的解決辦法,堪稱經典案例,然而這類例子之多,不勝列舉。治療潰瘍的新型藥物,減少了大約60%的手術治療;後來研製出的治療潰瘍的更便宜的藥物,則每年為潰瘍患者節省了大約8億美元的費用。醫學界用鋰治療躁狂抑鬱性精神病的頭25年,大約就節省了1 500億美元的住院費用。即使只是簡單地在自來水中加氟,每年也能大約減少100億美元的牙齒治療費用。
我們此前提到過,過去幾十年來,心臟病死亡率已大幅下降。可以肯定,移植術、血管成形術及支架術這類昂貴的治療手段功不可沒,對吧?
事實並非如此:這類治療方案在心臟病死亡率下降中發揮的作用之小,可以說是令人吃驚的。心臟病死亡率下降,一半要歸功於高膽固醇和高血壓這類危險因素的減少,因為這兩者的治療藥物都相對較為便宜。導致心臟病死亡率下降的其他原因,則是某些極其便宜的藥品發揮的作用,例如阿司匹林、肝素、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及β–受體阻滯劑。
安全帶有多安全?
20世紀50年代初期,駕車旅行在美國極為風行,美國路上行駛的汽車總數大約為4 000萬輛。1952年1月,全美汽車經銷商協會召開了第35屆年度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百路馳輪胎公司的一位副總裁,卻發出了舒適駕車的年代即告終結的警告:“如果交通事故死亡率持續上升,那麼這將嚴重影響汽車銷量,因為很多人將不再開車。”
1950年,美國死於交通事故的總人數大約為4萬。這個數字大約與目前死於車禍的人數差不多,但是這種簡單的數字對比極易產生誤導作用,因為過去汽車行駛里程比現在要少得多。例如,1950年每英里的死亡率是現在的5倍多。
那麼,那時的死亡率為什麼這麼高呢?原因有很多,例如汽車質量缺陷、公路質量差、司機粗心大意。然而,有關汽車相撞的機械力學問題,人們知道的並不多,汽車行業也從未認真調查過這一問題。
讓我們關注一下羅伯特?斯特蘭奇?麥克納馬拉。今天,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越戰時遭人唾罵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被人
妖魔化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他往往根據統計分析,而不是情感或政治考量來作決策。換言之,他的行為方式很像經濟學家。
這絕非偶然。起先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讀,後又繼續在哈佛商學院深造,隨後留校任教,成為一位年輕的會計學教授。“二戰”爆發後,他投筆從戎,因為在統計分析方面才能出眾,最終被調進了陸軍航空隊所屬的統計管制處。
他領導的團隊以資料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