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國江湖的末日:紅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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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歷史》：你不僅是思想史家，也是一個非虛構作家和小說家。《哲學船事件》就是一本出色的非虛構作品。在中國，非虛構寫作正變得越來越熱。您能談談非虛構寫作的重要性以及它與學院派歷史研究的區別嗎？

萊斯利·張伯倫：我受過學術訓練，然後做了九年記者，但一直想寫小說，所以對我來說，以暢銷書的方式表達我的興趣似乎是件很個人化的事情。我試圖把把學術的誠實和講故事的快樂結合起來。

在我寫類似“哲學船事件”這樣的故事時，我在個性和原則之間不斷傾斜。可以說，歷史學家和非虛構作家的觀點匯合了，這種匯合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了影響。如果不考慮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考慮他們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的想法和行動，就不會有真正的思想史。如果非虛構寫作越來越流行，可能是因為有一個廣泛的讀者群，他們對錶現時代、生活、地方和國家的小說不滿意，反而從“真實的故事”和“事件”中找到閱讀的快樂。我想我們生活在一個偏愛“事實”多於想象的時代，這有好處，但也有缺點。我個人希望能寫更多的小說。因為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偉大的事情就是能夠使在其他時段內會不斷重獲生命的人物活起來。歷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斷重複它自己。

大國興亡誰人定——讀王龍《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鋒的十字路口》

《看歷史》特約撰稿┃王樹增

近代中國的滄桑歲月，纏繞著太多揮之不去的疑雲和夢魘。泛黃的歷史冊頁交織著奮爭和苦難，激情與夢想，更有近百年的家國離亂與民生沉浮。

然而放眼全球範圍，處於大致相同的時代中，為何康熙皇帝仁政愛民卻使大清停滯不前，彼得大帝兇暴治國反而讓俄羅斯一飛沖天？為何慈禧太后殫精竭慮卻“越幫越忙”，維多利亞女王甘居幕後大英帝國卻高速發展？為何明治維新使日本一飛沖天，光緒主導的戊戌變法卻如曇花一現？……翻開青年軍旅作家王龍《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書，一幅幅風雲畫卷蕩氣迴腸，一幕幕歷史活劇令人浩嘆深思。

這是國內首部透過中外人物對比解讀大國興衰命運的著作。作者試圖立足中國，兼顧全球，把“天朝上國”放在近代世界的大棋局中審視分析。好的歷史著作，對歷史的解釋不應是以觀念為主體而是以事實為主體；好的歷史學者，不應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制度探討。這本書寫到近代中西的帝王將相但無常見的官經匪氣，寫到才子佳人卻無宮闈秘事。王龍筆下對比解讀的每組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光緒皇帝和明治天皇，或英雄末路，或一飛沖天，或功敗垂成，或光芒四射。他們個人際遇無不投映出國家民族的命運，折射出東西方不同政治文化選擇的必然歸宿。

作家搬來一面面“西洋人物鏡”進行對照鑑別，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拍了一張X光片，反思華夏數千年傳統中的制度災難和文化痼疾，為中國歷史尋找普適性的世界性座標。王龍寫道：“舉凡治國不進則退，欲單純以保守為目的，其勢必然難以長久。這，就是一個迷途的帝國留下的最大教訓。”

從小細節處看大關節，於無聲處聽驚雷；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王龍在具體的歷史時空情境裡，將近代中外名人還原為一個個*複雜的人物形像，無論寫到慈禧還是維多利亞女王，都不見我們慣性思維中窮奢極欲的暴戾和“歐洲的祖母”式的慈祥。從中你會看到一個多才多藝的慈禧，也會看到一個貪婪戀權的維多利亞女王；而同為博學多才的一代明君，當康熙大帝在“紅牆深鎖的宮廷完全出於個人興趣沉醉西學的神奇”時，彼得大帝已遠走天涯尋師問道，“他揮動野蠻的鞭子加速把俄羅斯趕向文明”。而對於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成敗得失，王龍則從他們在個人出身、知識結構、時代背景等多方面進行對比分析，從而得出其事業興衰的必然規律……正是這抽絲剝繭層層深入的剖析，讓我們看清中西英豪的風雲對決，大國浮沉的拍案驚奇。

該書所作的個性化歷史結論未必不可探討，這本來就是個可以令思想肆意賓士的寬廣領域。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和全球化的進展，東西方的衝突和融合勢必更加凸顯，這種針對中西方比較的歷史文化探討也必將在我們的社會進步中顯得更為重要。只有如此，我們才不會妄自尊大，也不會妄自菲薄。因此看來，這本書的生命力將是長久的。從一般意義上講，生命力長久的書，定是本好書。（本刊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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