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國江湖的末日:紅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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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戰爭與“回教工作”

作者┃王柯 摘編┃曹林

1935　年　9　月，日本“*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帶領兩名弟子，用了大約兩個月時間，訪問了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北平、歸化　（呼和浩特）　、太原、熱河　（承德）　、奉天　（瀋陽）　、“新京”　（長春）　、大連等地，旅行的名目為“調查中國的回教政策及情況，並與之進行聯絡”。

事實上，若林半及其行動具有濃厚的官方背景：其調查和聯絡活動所使用的經費，來自日本外務省支出的“補助費”　；其調查結果則彙報給外務省。與若林半一樣，當時活躍在中國“回教”界的日本人一般都具有官方背景。本外務省的今岡十一郎對這些中國“回教”界的日本人，做了入木三分的評價：“他們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的確，當時日本國內並不存在一個穆斯林團體，其對中國“回教”的關注，完全是出於官方的政治需要，與宗教信仰無關。日本“回教工作”的重點是中國西北地區。之所以想到利用該地區的“回教徒”；一是因為他們認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先天就是*的”；　二是因為他們認為“回教徒”在西北地區具有特別強大的實力。

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將“回教工作”作為侵華的基本方針之一：“推進回教工作，在　（中國　——引者注）　西北地區設立以回教徒為基礎的防共地帶。”在此方針指導下，日本在華建立了一系列回教團體。這些地方*教團體的成立與運營，都與侵華日軍的“特務機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絡。從很多現象可以看出，有關中國“回教”的問題，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侵略軍負責。

利用“回教徒軍閥”也是日軍“回教工作”的重要策略。從當地日本領事館向日本外務省提交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回教”團體積極地參與了對“五馬”的勸降工作。但這些工作的 效果不大，軍閥們一直在國民政府與日本之間騎牆。

除此之外，日本在國內也建立了幾個與“回教”問題有關的組織。1938　年　先後成立回教圈考究所（後改名為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協會”。在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協會等所謂民間“回教”機關的背後，是由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有關人員組成的“回教研究會”和決定“對回教政策”的“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將中國的“回教”作為主要滲透目標，是這兩個組織活動的共同特徵。

“回教”問題在日本被完全政治化了。而日本政府之所以使出了種種手法　；　從政治、財政、人力等各個方面大力支援有關“回教”的活動，說到底，不過是為了將“回教”變為支援其侵略戰爭的工具。

其實，日本在中國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許多中國“回教徒”的抵制。但是為推進侵略戰爭，日本軍方發動宣傳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實是自欺欺人。

但是，侵略者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廣大*教信眾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向來都是反對外來侵略的，而他們自己在主動接觸“回教”和“回教徒”時卻明顯地帶著日本的國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國“回教徒”並沒有幾人，“回教工作”在進入　1940　年代以後也漸趨式微。

儘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國國民政府，也不得不針對邊疆民族和信仰*教的民族集團，發起了又一輪確認近代國家主權範圍、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運動。■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原文題為《日本侵華戰爭與“回教工作”》，載於《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

歷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斷重複它自己（1）

歷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斷重複它自己

——專訪英國作家、歷史學家萊斯利·張伯倫

文┃《看歷史》特約撰稿　杜華

1922年，蘇維埃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驅逐知識分子，100餘名俄羅斯精英分別乘坐兩艘德國船“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離開祖國，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們，才能“淨化俄羅斯”。這被俄羅斯史家稱為“哲學船事件”。

今年4月，本刊詳細介紹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在國內媒體中尚屬首次。而在英文世界，第一本系統講述“哲學船事件”的著作由英國作家、歷史學家萊斯利·張伯倫寫就。近日，萊斯利·張伯倫接受了本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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