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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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它一直處於持續的衰退之中…並且眼前的短暫復甦也僅僅是衰退中的復甦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治家在再次選舉前的一段時間內表現差勁或者政績平平，那麼，無論他在兩年前幹得多麼好，給予選民的好處多麼巨大，那也將於事無補，他將註定被選民們拋棄。這方面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總統。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儘管面臨著嚴重的通貨膨脹危險，還是提出要透過減稅和其他一系列措施來刺激美國經濟的增長，從而降低失業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屆任期行將結束，也就是他要競選連任的那一年，他才開始採取緊縮措施。他不僅任命了一貫以反對通貨膨脹著稱的專家保羅·V·沃爾克擔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還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財政預算計劃，提出了一個急劇壓縮的選舉年財政預算方案。在美國曆史上，唯一比這更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殺的愚行，是前副總統沃爾特·F·蒙代爾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宣佈如果他當選的話，他將增加稅收。 在一場又一場永無休止的政治遊戲中，選民們往往是缺乏記憶力的。來自肯塔基州的前參議員阿爾本·W·巴克利他後來還擔任過哈里·杜魯門的副總統對此曾有過經典的闡述。1938年秋天，當巴克利競選連任代表肯塔基州的參議員的時候，他受到了該州的州長……綽號叫“快樂天使”的A·B·錢德勒…的強有力的挑戰。在那次競選活動中，巴克利經常把一個鄉村選民的故事掛在自己的嘴邊，他在選舉前的數週曾召見過那個選民，結果卻發現那個選民居然想投票給州長，而不是他自己。巴克利提醒那個農夫說，在他擔任檢控律師、鄉村法官、眾議員以及參議員期間，他曾經為他做過很多事。&nbsp&nbsp　。。

第四章 “與帶你來的人共舞”（6）

“我還記得，我是如何爭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農場的；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的時候，我是如何到法國的一所軍隊醫院裡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後，我又是如何幫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從‘農場信用基金管理局’　為他安排貸款；當他的農場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毀的時候，我又是如何為他爭取救災貸款的。” “你怎麼能想到去投票支援‘快樂天使’呢？”巴克利惱怒和不解地對著農夫尖叫了起來，“我想，肯定你還記得我為你做過的所有這些事情吧？！” “是的，我還記得，”那個農夫心平氣和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媽的最近又為我做過些什麼呢？” 實際上，在所有的美國選民中，這種心態是非常普遍的。他們往往是根據最近發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較早的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一切，來判斷他們所選出來的人是否對他們忠誠、是否稱職。因此，聰明的政治家總是會不時地向選民們表現自己的忠誠。就像送一張小小的聖誕卡也可以維持一種個人或者是商業聯絡，而如果沒有這樣的表示，彼此的關係就將煙消雲散。 職業政治家會告訴我們，經常性地修補與選民的關係，對他們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當他們競選公職的時候，他們就與選民們建立了一種共生共存的關係，併為長期保持這種關係而奠定了一個基調；就像他們走街串巷、挨家挨戶競選一樣，他們也將在這樣的基礎上履行自己的職務，也就是說要回到人民中間去，向他們述職，傾聽他們的呼聲。尤其重要的是，要經常地、不間斷地向他們表現自己的關心，從而不斷地給彼此的關係注入新鮮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幹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這一套。我在參議院找到一份工作後不久，我的老闆，來自猶他州的參議員弗蘭克·默斯，就決定向參議院提出一個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個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注意到，每當人們的生活費用上升和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時候，國會就會週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所以，我為弗蘭克·默斯參議員起草的這一提案，建議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兩個指標生活費用上升和生產進一步發展自動地聯絡起來。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夠得到那些親勞工的民主黨參議員的廣泛支援，但是，最後居然只有15名參議員投票支援。 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了那個提案遭到否決的真正原因。因為每隔幾年，那些民主黨的政治家們就會抓住機會要求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這種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選區裡的工人階層選民們踴躍地支援自己，同時也可以藉此使勞工領袖們能夠介入到黨派的立法議程中來。因此，如果他們表決透過了我所主張的提案也就是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同生活開支上升和生產發展自動地聯絡在一起，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