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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學的時候有個同學，名字現在死活想不起來了。那時候同學串門兒從不敲門，都是在門口喊。這位仁兄每回都是一進衚衕口兒就扯著嗓子，拉開長音兒喊：“白——明——白——明——！”嗓門特大，我姥姥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紙糊驢”，居然還就叫開了。
有一天紙糊驢跟我說，看見家門口造反派鬥爭“地富反壞”，他受到了“啟發”回家就把他爸的“反”給“造”了。
我問：“你是怎麼造的反呀？”他說：“忒簡單了，從作業本兒上撕張紙兒寫了個小號的大字報，貼在了我爸的床頭。後來你猜怎麼著？”
“後來怎麼著了？” 我問。
他在我耳邊小聲說：“他給了我一塊錢！你回去也試試吧……”
我特敬佩地看著他，心想：紙糊驢呀紙糊驢，你丫可真有兩把豆兒。於是把腳一跺說：“成！”就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看見我媽正在和棒子麵蒸窩頭，就說紙糊驢昨天已經在他們家造反了！
我媽說：“怎麼著，你是不是也想跟我造反呀？”
我摟著她嬉皮笑臉地說：“不能夠，跟您造反了誰給我蒸窩頭呀。——可我想造我爸的反。”
“那你就造唄。”
“我爸不敢怎麼著吧？”
“誰敢惹造反派呀。”
我心想“有門兒”，就激動了起來，跳到我爸媽的床上（那時候父母的床孩子是不準上的），踩著被垛喊口號：“打倒白紀元——白紀元必須低頭認罪——”我媽用粘滿棒子麵的手攥著根笤帚疙瘩把我給趕了下去。
晚上躺在床上想，這“反”要是“造”成功了，不給一塊給五毛也成，可大字報都寫些什麼呢？就寫“白紀元的十大罪狀：一、像南霸天似的動不動就給人倆耳貼子。二、有一回忘了是因為什麼還踹過我屁股幾腳。三、好吃的都給我姐。四……五……”
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媽把我叫到父親面前說：“你不是想造他的反嗎？當面造吧。”睡了一宿覺這事早忘了，現在把我提溜過來不是成心整治人嗎？心裡罵我媽可真夠德行的。
父親在吃早點，正一絲不苟地往一塊烤熱了的窩頭片兒上抹臭豆腐，那做派和那認真勁兒就像他當年在起士林裡吃法國大餐，真叫一個份兒。
我斜腰拉胯地站在他們面前不敢吭聲，過了好一會兒，可能是父親感到不耐煩了，甩過來一句話：“去你媽的，該幹嗎幹嗎去！”
“哎！”我無比愉快地答應著，轉身撒腿就跑。跑出去半條街了才想起來沒拿早點窩頭，哪還敢回去取呀，就徑直奔了學校。
碰上了紙糊驢，他問我：“白明，昨兒個跟你爸造反了嗎？”
我狠狠地搡了他一把說：“去你媽的，你丫該幹嗎幹嗎去……”
說完就晃著膀子走開。儘管肚子餓得咕嚕亂叫，但覺著這派頭已經變成我父親了。
其實父親給我的評價說對也不全對，我的確從小就不安分，但也的確是家裡最豁達最實在的一位。別看父親不待見我，可咱偏偏是個大孝子，晚年父親羸病殘陽，卻得了我的濟。床上床下、屋裡屋外地伺候，恨不能他哪兒難受我就哪兒難受。臨死前他曾說：“老三呀，我欠他的……”
父親最後的一口氣是在我懷裡咽的，走得還算安詳。從那時候起我就想，父親和家裡的這點事兒其實挺“傳奇”的，總有一天得把它寫出來，寫成一本好看的書。這想法一想就是十五年，一直想到現在。
百年家事細說從頭4
報紙的風波還沒有完全過去，寫書的心病又襲來了。
寫吧，怕老太太受不了，為此我得落全家老少三代的埋怨。再有，雖然幹了近二十年的編輯工作，可我從來沒寫過書。當編輯和當“作家”不是一個勁兒，我再清楚不過了。這書最後到底能寫成個什麼奶奶樣，心裡一點底兒都沒有；不寫吧，胸中塊壘不吐不快，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夙願”。況且，是有出版社“約稿”，讓我有機會能在文人的行列裡插一槓子，天上掉下來的這塊餡兒餅不是誰的腦袋都能捱得著砸的。
機會終於來了，可我卻有點肝兒顫，有點鬧心。
是夜做了個夢，夢見我到北方出差，父親卻找來了，他給我拿了一件大衣，說這地方天氣涼你別凍著。
“這該是我媽乾的事兒，怎麼讓您來了？”我問。
“人老惜子！”父親只說了一句，就轉身走了。
我這個追呀，可怎麼也追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