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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聽見您想要聽到的“聲音”。說著話他就用報紙、雜誌捲起來讓人聽，嘿！還真就像他所講的那樣，連罵人的話兒只要您想聽都能聽得出來，心裡頭“想”什麼聽筒裡就給您“說”什麼唄！於是大傢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暗自就說了：嗨！咱們整個不就是一群二百五嗎？
不久之後，“會喊萬歲”的畫像風潮就過去了，但卻給二餅招來了塌天之禍，這個華僑出身的“四眼兒大花貓”，一定是腦子裡進水了，本來您的成分就不好，吃飽了撐的沒事兒給人瞎講哪門子“聲學”呀，這回踏實了吧？造反派說你“別有用心”。於是，他就順理成章地背上了一個極端膩歪人的罪名：“特嫌”（特務嫌疑）！
“特甜”的事兒一般人肯定是夠不著的，攤上那“特酸”或“特辣”的事兒也還能湊合撐著，最怕的就是“特鹹（嫌）”。每次二餅挨完了批鬥以後，就唉聲嘆氣、嘀嘀咕咕：“唉！特嫌呀特嫌！還不如他媽直接給我打成特務呢！抓起來也好，槍斃了也罷，它好歹是一錘子買賣。現在你們給我來了個‘小孩兒花錢——零揪兒’。”
二餅被看管起來了，除了參加大小批鬥會之外，還每天都要在我們這條衚衕裡掃街。到了鐘點，他先得到各家各戶給人家掃“門道”，這事發生在建平死後的第二年，所以一看見二餅我就想起了他侄子建平。因此，凡是二餅敲我們家的門要給我們掃門道的時候，我就大聲地喊：“掃過啦！”二餅也大聲說：“得嘞，明兒個你們可得留著讓我掃！”然後朝我憨憨地微笑。在他身後的不遠處，溜達著一位提著條“武裝帶”的紅衛兵。
我說過的，在我們這條衚衕裡，也有一些壞小子，我挺相信有這麼一句老話兒，叫“胎裡壞”。這夥人偏偏要在太陽落山以後的黃昏時分，把二餅叫出來，逼著他給他們掃門道。這時候衚衕裡的路燈尚未點亮，那門道里便是漆黑一片，二餅被人驅趕著，手裡拿著個破掃帚疙瘩，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劃拉，為了能看清楚點兒，他的臉都快貼著地了。有人在他剛掃乾淨的地上又扔了個菸頭，就罵道：“嘿——嘿！你他媽糊弄事兒是不是？”照例就又有個紅衛兵走過來了，二餅趕緊囁嚅地說：“您瞧，我怎麼就沒看見呢，我給您再掃一遍。”然後就又掃了一遍，末了，還得用手把那菸頭撿起來。
我看著二餅那蝦米似的身材，在影影綽綽的燈影裡前後晃動，心裡邊好不是滋味，他那囁嚅的聲音和笨拙的身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之中。晚上回來一閉上眼睛就是“這齣兒”，於是就又想起了建平，就不住地要哭，就怎麼著也睡不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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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愧疚
“二餅事件”把這條衚衕裡的人嚇壞了，我父親出來進去表面上平靜，但內心裡卻翻江倒海，戰戰兢兢，生怕哪天二餅會突然站出來“揭發”他點什麼，譬如我們家那西廂房裡“曾經的秘密”。
於是，凡是能表現自己是“革命左派”的地方他全都“表現”出來了，比如帶大號的主席像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老三篇》，連排隊買菸的時候都掏出“紅寶書”，一個勁兒的如飢似渴，對二餅其人更是“退避三舍”……
接下來有那麼幾天，我爸就眉頭緊皺，跟我媽嘀嘀咕咕。那結論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別等著讓二餅給咱們家揭發個底兒掉，趕緊“表態”吧！於是，他就筆走龍蛇地寫了一張大字報，大概意思是“陳××必須老老實實低頭認罪，徹底交代自己的‘特務’罪行”。
那大字報寫好之後，就貼在了我們家門口的牆上，為了能粘得儘量牢固些，我爸還用了一斤“富強粉”熬糨糊，因此這大字報就跟膏藥似的，真在牆上掛了好幾天。
後來，二餅被紅衛兵押著，來到我們家的門前看大字報，他始終是沉默不語。我爸則跟作賊似的，從街門塞報紙、信件的“郵孔”向外邊偷窺，那臉上是紅一陣白一陣的。想來個中滋味恐怕很是不好受！
再後來，就是這對“肺癆”各自經過了近三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在北京一家不起眼兒的醫院裡竟不期而遇。記不清我爸是第幾次因為“吐血”住院，而二餅則已經是肺癌晚期，以醫院為“家”了。我爸當時肯定是想“躲”來著，但卻躲不過去，兩位面色跟紙一樣慘白的“難兄難弟”，終於坐到了一起。
二餅自始至終隻字沒提當年我爸的那張大字報的事兒，倒是饒有興致地沒完沒了地追問我們家西廂房裡那些鼻菸壺的下落。蒼涼憔悴的臉上，依舊浮現著“燦爛”的笑容。
幾天以後，二餅在這家醫院裡孤獨地嚥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