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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童醫院回來後，我的脖子上繫著繃帶，將受傷的右手吊起來。父親沒再責備我，只是問：“疼嗎？”
我說：“不疼！”有點輕傷不下火線的勁頭。
這時我姥姥來了，嚷嚷著：“手破了就得去醫院縫針？非落疤瘌不可！老年間的土法子不是挺好嗎？”說著話她就鑽進了我們家那黑糊糊的西廂房，不知道是從哪個青花罐子裡抓來了一把“雞毛灰”，據說還是日本時期留下的，非要往我的傷口上撒，幸好被我媽給擋住了。
派性
接下來好像社會上就開始“分派”了，小派多如牛毛，大派有兩個，說起來能嚇死人：“天派”和“地派”。不少的家庭一時間被派性給分了“天”、“地”，經常有兩口子不是一派的，於是就舉家站在當院兒“大辯論”。辯來論去結果是分崩離析，各自歸隊，“誓死捍衛革命真理”去了。
但凡這個時候，最倒黴的是孩子，不僅忍受著家庭破裂帶來的恐懼，還得是爹媽“兩派”爭奪的物件。我們那條衚衕就有這麼一家人，分了派以後，爹帶著女兒奔了“東方紅戰鬥隊”，媽拉著兒子歸了“井岡山造反團”，臨別的時候兩邊人還相互指著鼻子罵：“甭他媽臭美，咱們大字報上見！”
忽然有這麼一天，我爸我媽的談話中也帶出股“火藥味兒”，於是倆人就不再捉迷藏了，乾脆亮出“底牌”。哎喲喂！可了不得嘍，敢情這公母倆壓根兒就不是一派的耶！
聽著他們一句緊似一句，一聲高過一聲地爭吵，嚇得我不敢再聽他們的談話，竟破天荒地一個人鑽進西廂房，並把兩隻耳朵都給堵了起來。在這幽暗的小屋裡，看著那一排深色的傢俱和凝重的瓷器文玩，我沒有害怕，只是一個勁兒地尋思：這回可完了！我們家也是非散不可了。到時候我能跟哪派呢？跟“天派”還是跟“地派”？
去你媽的吧！哪派都不跟，我就跟我們家這“派”！想到這裡我咧開嘴哇哇大哭，哭得左鄰右舍都能聽見，以為我們家要出人命呢。
大人們趕緊來到西廂房，見我蜷曲在一張八仙桌的底下，鼻涕、眼淚、哈喇子滴瀝耷拉地流了一身，我爸我媽就暫時的“偃旗息鼓”了。
要不怎麼說天無絕人之路。
就在我們家那座“政治火山”的岩漿眼看要噴發的時候，一塊茅坑裡又臭又硬的“花崗石”把這火山口給堵住啦。
您猜怎麼著嘿，幸虧我們家的戶主是“封建家長制的一言堂”；幸虧不管你有理沒理，從來都是我爸他一個人說了算；幸虧我媽當年因為喝豆汁兒在我爸這栽過面兒；幸虧她甘願一輩子夫唱婦隨。在這個“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我媽居然就讓步了。
前邊說過的“八。二五事件”中，我爸被打吐了血，事實上他便以養病為由，暗地裡作了“逍遙派”。於是這兩口子就不再辯論各自的立場、觀點了，我們家的“天地”總算是沒被“派性”給分成兩邊。從裡屋到外屋，依舊是我爸的趾高氣揚和我媽的唯唯諾諾。
這場景在當時讓我看來，就像是有一首歌裡唱到的：“哎——真是樂死人兒呀，真是樂死人兒！”
我愛毛主席像章
那個時候人們走在大街，很難簡單地從衣著或體態上分辨出一個人的“身份”來。只要放眼望去，衣服統統或藍或灰，體態也大多中等偏瘦。
可不知是誰率先給大家支了這麼個“高招”，幾乎所有人的胸前都掛著象徵著身份的“摟勾”（Logo）——金光燦燦的、五花八門的毛主席像章。
其中“單邊兒”的不如“雙邊兒”的“橫”，個兒小的沒有個兒大的“狂”，圓的沒有方的“範兒”。要是能戴上個有機玻璃做成的“熒光像章”，那一準兒得是個單位裡的頭頭兒才有的殊榮。
“文革”伊始，我還是個三天兩頭“輟學”的小兒郎，對像章的企盼和追求是不能夠言喻的，那邪勁兒不亞於這兩年我對清三代官窯瓷器的貪婪。
記得“文革”前，民族文化宮裡有一個長年舉辦的“西藏農奴展”，裡邊人皮人骨的甚是嚇人。“文革”一開始，這展覽就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了階級鬥爭展覽，被加進去不少令人“炫目”的內容。如把整套的《三國演義》和《紅日》等連環畫被當成“毒草”批判展出，在玻璃展櫃裡畫著“黑叉子”。另一個展櫃裡，還有更讓人眼兒熱的，是那用金黃色的毛主席像章組成了一個大大的“忠”字。
流連在這些展櫃前，我和夥伴們的內心裡有著同樣的衝動：半夜三更摸進來，把展櫃砸了，將這些“小人書”和紀念章都給它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