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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問我的年齡:“14歲。”接著又想檢視我的身份證。我提醒他們注意,16歲才發給身份證。
看上去像個警長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膠包交給他。他從包裡搜出的第一件東西是勺子。他問我這是幹什麼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緊接著他發現了注射器和剩下的東西,他們把我帶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們不可能把一個14歲的少年投進監獄。
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屋裡,恰好在警長辦公室的旁邊。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褲小口袋裡的可卡因。我連扔掉可卡因的力氣都沒有。一個女警察來了,給我脫衣服——全被脫光了,包括褲權和胸罩——滿身搜查,最後在牛仔褲裡發現了可卡因。
一個警察用打字機打了份詳細的報告,又把副本放進一個大檔案櫃裡。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們待我還和氣,他們對所有的吸毒者都重複著這樣的話:“怎麼樣,小姑娘,你幹嗎要這樣呢?你才14歲。一個年輕姑娘,又可愛,可惜已經毀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媽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他們通知了她。
我媽下班後五點半來到了這兒,精疲力盡。她與警察交談——警察總是那些現成話。“唉,孩子們,”她說,“我真不知道拿他們該怎麼辦。我曾試圖幫助她戒毒,但她不願意停下來。”
這是什麼話!“她不願意戒毒”!我媽完全站在了警察一邊。她什麼也不明白,也不瞭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當然想戒毒。但那又怎麼樣呢?這我倒很想讓她給解釋一下。
從警察局出來後,她向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你還到哪兒遊蕩來著?——在地鐵動物園站嗎?——你很清楚,你不應該去那兒。”——“我在那兒等戴特萊夫。我這點權利大概還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準再見這個不想工作的無賴、怪人。”接著她又問:“你去拉客了嗎?”
我把她臭罵了一頓:“你瘋了?你再說一遍試試看。誰讓你提這種事?你把我當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聲。但是,打那以後,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親冰冷的樣子給我印象極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確,她不想再幫我了。可她又是怎樣幫助我的呢,就會教訓我:“不準再去地鐵動物園站。”“不準再去見那個無賴戴特萊夫。”
她把我領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沒有了。清晨,她從床上把我拖起來,盯著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點兒神都沒有。你好像一臉的焦慮和失望。”
當我母親一去上班,我就趕快照鏡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癮發作後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陰沉。實際上沒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熱,擦了把臉。我又感到冷,就跳進盛著滾水的澡盆裡,我不敢出來,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裡添熱水。我必須度過這段時間,堅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鐵動物園站什麼也找不到,一個顧客也拉不到,也沒有人給你注射一針毒品。早上誰也不會有可卡因。總之,能賣給你毒品的人越來越少,阿克賽爾和貝爾恩德到處鑽營想辦法:他們也越來越難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萊夫也常常無能為力。至於其他人,即使有,他們情願扔進水溝裡也不願意給你。
毒癮折磨得我越來越難受。我掙扎著爬出澡盆,在屋子裡翻騰,想搜出一點兒錢來。客廳門鎖著:一聲敲門聲,進來的是我母親的男朋友,他以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來,我就學會了用一塊彎板撬鎖的技巧。客廳裡一分錢都沒有。我突然想起我媽收集的全新的5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個啤酒盒裡,擱在廚房的碗櫃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著手都發抖。因為我的毒癮犯了,再說我想到這是偷我媽的錢。我第一次這麼幹,我總認為這麼幹太可恥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樣,毒癮上來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萊夫的朋友貝爾恩德幾乎把他父母的東西都賣光了——電視、電咖啡壺、電動刀。一切可以賣的他都拿去賣了買可卡因。我至今只賣過我的手飾和唱片。
5馬克的錢票在盒子裡滾動。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價錢剛剛降下來:從45馬克降到35馬克。我計算著:我需要七張票子,由於我接客時,每個客人一般都給我40馬克,除了買海洛因,我還剩5馬克,這樣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張票子到盒裡。只需要一個星期,我就能把這些錢全部還清,我媽也不會發覺。接著,我帶著7張5馬克的票子溜出家門,來到柏林技術大學餐館——早上只有在那裡才能搞到海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