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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私下裡,就把紅纓槍的槍尖用刀子又削薄了一圈,尤其是多削了尖部。然後,他重又塗上了銀色油漆。油漆是父親剩下沒有倒掉的。他想這尖槍尖一定能夠派上用場,刺殺幾個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他幼稚地以為,不久自己的國家可能就會和美帝國主義幹起仗來。果然,沒過多久,槍尖使用了,卻不是對美帝國主義者,對的是他的同學。那個同學是自找,當著他的面宣揚說,紅纓槍哪能抗擊過人家美帝國主義的大炮和飛機啊!和卞金榮父親之前的論調相似,上次,他就壓抑了反擊,這次,他是不能再壓抑了。上次是父親,父親老糊塗了,還有情可原,輪到活力四射的青年人,他就無法忍受了。他聽罷,舉起紅纓槍,就刺向了同學的大腿,同學的傷處立即湧出了鮮血,卞金榮得意地說:看這槍厲害不,看你還敢胡說!過後,老師沒有處分他,並且說他雖然行為上過激,而內容上是可以肯定的;同時也批評了那個同學,說他消極的言語實際上暴露出了他膽小的內心,是個危險的訊號。總的衡量,老師其實還是肯定了卞金榮的。這其實又是他光彩的一筆了。
卞金榮在學校的那兩段經歷,最後是被記在了檔案裡。綜合這幾件事,學校老師給他的評價是:敢於說,敢於行動,具有大無畏的革命勇敢主義精神。弄來弄去,本來是五個孩子中最“壞”的,卻成了在學校受表彰最多的。光榮地高中畢業後,卞金榮和一些同學被分配到河西走廊插隊。
戈壁邊緣,景象單調,人心平寂;生活單一,趣味乏味。第一年是正常地過去了。第二年,生理已經成熟的男女同學按捺不住枯寂,紛紛“談戀愛”來打發這單寂的日子。“談戀愛”一時成為知青群體的流行物,人人不甘落後,像趕集一樣緊趕著這股風潮,生怕晚了,集就散了。很快,很多人都鎖定了目標,與“物件”單獨約會是一件比什麼都能夠讓人提起精神的事。勞動之餘“戀愛者”們有了充實的內容,農村原野寬闊,他們一對一對地散向四面各個角落,角落裡藏著唯有他們能夠感受到的飽滿精神。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搭上了這班車,畢竟男女份額不是一對一地對等,即使對等,又不是搶購,搶到東西是目的,認運氣,搶到什麼就是什麼,甘心接受;人有感知,不喜歡、不上眼的,捏在一起,反倒是痛苦了。因此,男女知青都會有剩下的“光棍”,這裡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沒人要的”,一種是“不要人的”;前者是被人挑剩下的,後者是挑了沒合適的。
卞金榮說:我不想和他們一樣(2)
知青中,男生人數是女生的一倍,男生剩的自然就比女生多得多。男的剩了,就不足為奇。卞金榮也在被剩下之行列。他的情況屬於後者“不要人的”。他有點逆反心理,不願意隨大溜,喜歡特立獨行,他有意避開這一窩蜂,根本就沒參與進來,給同學的姿態是他沒有一個看上的。他以自己在這個時候凸顯出了獨特和驕傲而得意。女生雖是稀為貴,但是也還是剩下了三個,據說都是“沒人要的”。那三人,一個是個大胖子,一個長得醜,另一個是外形沒毛病,性格有問題,據說脾氣又暴又烈,誰對她稍有不尊,她叉著腰,瞪圓眼,會把惹她的人,罵得狗血噴頭;要是誰敢和她對罵,她罵衝動了,都敢上手打人,你打得過她,她就賴上你,天不怕,地不怕,一副不要命的架勢,糾纏你到底,直到你做了讓步;你不讓步,她永遠是決不會先做讓步的。三個沒人要的女生,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焦點,說起她們,知青們都會提起精神。她們,是可娛樂的。
有一天,吃罷晚飯,卞金榮和一幫男知青“光棍”們聚在一屋,一邊玩牌,一邊開心地議論起那三個沒人要的女生來。說過胖子,說過醜女,就說到了不醜不胖的烈女。“烈女”叫全嬋,女性味十足的名字。說到她的烈,就說這樣的女子真是可怕啊。卞金榮不以為然地說,怕她的男生也不像個男的,是男的,怕她呢,他就不信。其實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真見識過全嬋的厲害。其中一個姓於的知青突然想起什麼,興致勃勃地說:那咱們真操實練一把,檢驗一下她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卞金榮問:怎麼試?
於知青翻了下眼,使壞的樣子說:就是惹她,碰她。
卞金榮又問怎麼個惹法、碰法?
於知青說:最厲害的招兒就是去睡她。想了想,搖頭說:肯定沒人敢做。
卞金榮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敢呢?
於知青“啪”地一隻手拍在桌上,大聲說:我請你喝酒、吃豬頭肉!
“啪”地卞金榮伸手用力地拍在於知青的手上,說:一言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