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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凡事住天上想,往海里想,最不濟也往山上想,別委屈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母親回答說:“我明白。”
告別的時候,老婦人問:“你婆婆還活著嗎?”
母親說:“活著,在驢屎裡打滾。”
老婦人道:“這個老東西,強梁了一輩子,想不到落了這麼個下場!”
如果沒有母親與她的大姑姑這次密談,我不可能在七個月時便能行走,母親也不可能有興致帶我們去大街上觀燈,那樣我們只能過一個索然無味的元宵節,那樣我家的歷史有可能不是目前這樣子。大街上人很多,但似乎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人與人之間洋溢著安定團結的氣氛。很多的孩子,提著噼噼哩哩滴火花的金老鼠屎,在人縫裡鑽來鑽去。我們在福生堂大門前停住,觀賞著大門兩側那兩個龐然的大燈籠。燈籠暖昧的黃光映照看大門額頭上懸掛著的金字匾額。福生堂大門洞開,深深的庭院裡燈火通明,傳出一陣陣的喧譁。大門外聚集著很多人,袖著手,靜靜地立著,像等待著什麼。多嘴多舌的三姐上官領弟問身邊的人:“大叔,這裡要施粥嗎?”那人不置可否地搖搖頭。身後一個人道:“姑娘,臘八節才施粥呢。”三姐回頭問:“不施粥在這幹什麼?”那人道:“要演文明戲呢,聽說是從濟南府搬來的名角。”二姐還要絮叨,被母親捏了一把。
終於,福生堂大院裡走出了四個人,每人手裡握著一根高竿,竿梢上挑著四個黑乎乎的鐵傢伙,鐵傢伙噴吐著灼目的火苗,照耀得大門前亮若白晝,不,比白晝還亮。離福生堂大院不遠處,教堂的破爛鐘樓上棲息著的野鴿子驚慌地飛騰起來,在白光裡咕咕鳴叫著飛過,飛到黑暗裡去。人群裡有人高叫一聲:“瓦斯燈”!從此我們知道了這世界上除了豆油燈、洋油燈、螢火燈之外,還有這能把人眼照痛的瓦斯燈。四個挑燈的黑大漢在“福生堂”大門前站成一個四角形,好像四根黝黑的柱子。大門內又出來幾個人,扛著捲成圓筒狀的葦蓆,咋咋呼呼地走到四個挑燈人規範出來的寶地中間,使勁兒把席扔下,然後,解開束席繩,葦蓆便自動地展開。他們弓看腰,拽著席角,快速地挪動著黑色的、毛茸茸的小腿。由於他們的腳步太快,也由於瓦斯燈光太強烈,使我們的眼睛出現重影,所以我們一致地看到,那些扯著席子跑動的人,都生看四條以上的腿,腿與腿之間,還牽拉著一些透明發亮的蛛網狀的東西,由於這些東西的纏繞,他們的奔跑就好像在蛛網上做著無奈掙扎的小甲蟲。席子鋪好後,他們直起腰來,對著觀眾亮了一個相。他們的臉上,塗抹著一道道油彩,好像一塊塊新鮮斑斕的獸皮。有的像豹子皮,有的像花鹿皮,有的像猞猁皮,有的像在廟裡偷食供果的花面獾的皮。然後他們便跑兩步退一步似的躥回福生堂大門裡去了。
在四盞瓦斯燈嗤嗤的噴氣聲中,我們靜靜地等待著,嶄新的葦蓆也在靜靜地等待。四個高舉燈竿的黑漢,變成了四塊黑色的石頭。一陣鑼響,抖擻起了我們的精神,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門裡邊,但都被那鑲著斗大福字的白色影壁牆擋住。我們等待了彷彿半輩子,司馬亭——福生堂大掌櫃、大欄鎮原鎮長、現維持會長——哭喪著臉出了場。他提著那面飽受打擊的銅鑼,彷彿極不情願地敲著鑼繞場轉了一週。然後站在席地中央,對著我們說:
“各位鄉黨,大爺大娘大叔大嬸大哥大嫂大兄弟大姊妹們,俺兄弟扒鐵橋打了勝仗,好訊息傳遍了四面八方,七大姑八大姨都來祝賀,送來了嘉獎令二十多張。為慶祝這一個特大勝利,俺兄弟請來了戲子一幫。他自己也將要粉墨登場,演一出新編戲教育鄉黨,元宵節不能忘英勇抗戰,決不讓小鬼子佔我家鄉。司馬亭是一箇中國男兒,決不再當這維持會長!鄉黨們,咱是中國人,不侍候日本人這幫狗孃養的。”
說完這段合轍押韻的話,他對著觀眾鞠了一躬,提著鑼往回跑,與正從大門裡走出來的胡琴師、橫笛手、琵琶匠撞在一起。音樂師們挾著樂器,提著板凳上場。
樂師們坐在席邊,吱吱呀呀地調絃,以橫笛手吹出的兩個音符為基準。高的往下落,低的往上擰。胡琴、琵琶、橫笛,統一在一起,編織成一根均勻的三股繩,編了一段,停下來,等候著。然後鼓手、鑼手、鈸手、鑔手,夾著傢什提著凳子出來,與樂師們對面而坐,咣咣采采嘁嘁嚓嚓敲打一陣。小鑼清脆單調地響了幾聲、小鼓敲出點兒,胡琴琵琶橫笛齊鳴,編織著繩子,捆綁著我們的腿讓我們不能走,捆綁著我們的魂讓我們不能想。曲調纏纏綿綿,悲悲涼涼,有時又哼哼唧唧、嘟嘟噥噥,這是啥戲?高密東北鄉的茂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