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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後半生的轉折點，我認為就是哥哥寧寧的出生。你看她開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實在太罕見了。我的哥哥孔繼寧生於1962年，是毛家第三代中惟一見過外公的子孫——那時他還是個嬰孩。 這裡，還要講最後一個與頭髮有關的故事。媽媽盡心盡力擔當著替外公照顧外婆的責任，照片上外婆的髮型就是媽媽設計的。直到60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長的頭髮梳成兩條小辮子並盤在腦後，而這樣不便於梳洗。媽媽就把外婆的辮子開啟，把頭髮剪斷，從中間對分，人顯得精神多了。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這個髮型。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趕上了讓外公起名。媽媽把我的照片帶去給他看的時候，外公把自己名字裡的一個“東”，還有自己喜歡的“梅”都給了我。怎麼樣，夠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兩歲到六歲之間都在外婆身邊度過，可以說繼續代媽媽盡孝吧——父母當時都是軍人，那些年運動不斷，他們格外忙碌。由於當時年紀小，外婆給我的印象並沒有後來深。說來也怪，以往聽外公的錄音，和外公會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覆。而當1976年外公去世時，全國人民淚落如雨時，她卻表現出驚人的平靜。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次不亞於前兩次的危機。只不過由於壓抑較深，當時沒有爆發，而分幾年逐漸釋放出來。只要外婆一發病，樓裡馬上就如無人居住般安靜。她那對外公已成永訣的思念，對往昔歲月的痛惜，一絲一縷地慢慢侵蝕著日漸衰老的身心。終於在那個我永遠不能忘記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堅持睡在我房間的小套間書房裡，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戶只開了一條小縫。在冷風侵襲下，第二天我發現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風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時候。當時國家的形勢已走向撥亂反正，1979年她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賀子珍“解放”了！《人民日報》為此配發了這張我和外婆在醫院花園看《解放軍畫報》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歲，我七歲。  
第五節 外婆賀子珍的後半生（五）
1978年，已到入學年齡的我，告別外婆，來到父母身邊。次年外婆終於獲准進京，當時正逢建國30週年。從1949年坐火車去北平在山海關遇阻，到現在中央派專機去上海接她來首都，為了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現在，她可以來了，可是…… 北京對她而言，一來意味著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離開了人世。而只要他活著，自己就不能去。這個悖論使兩位老人一直痛苦著。二來意味著國家，就像當初她不顧一切前往的紅都莫斯科，是心中的聖地，理想的家園。但她來北京後惟一的外出，都沒超過天安門廣場和左右公園的範圍。 此時的外婆身體已經很差，中風和糖尿病已足以讓她離不開醫院。因此為了健康起見，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紀念堂時間被一縮再縮，規定則一嚴再嚴。在紀念堂，曾經和被紀念者有過十年婚姻、六個兒女的外婆，把眼淚和嗚咽一併吞下肚裡。 外公曾在一位他建國後很喜歡的衛士面前袒露心扉，痛苦地回憶起勸阻外婆出走未果的傷心史：“唉，她那次就是要走，聽不進我的話。我哭了，怎麼勸怎麼說也沒有制止她……”1978年他受我媽媽委託去上海看外婆。外婆見到外公身邊的人總是激動不已，這次她握著人家的手，口形費力地開合著。現在，他跟在外婆輪椅後面，隨著滿屋的人一同流淚。他理解了外婆。 媽媽和爸爸推著輪椅，讓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書《七律·長征》前面。外婆抬眼望著丈夫那熟悉的龍飛鳳舞草書，久久不語。在她身邊是一圈空蕩蕩的椅子，一把、兩把、三把……一共十幾把。如果外婆因長征而失去的親人都坐在這裡，該多好啊！爸爸、媽媽、妹妹、妹夫、弟弟、兒子，都不在了，只剩下她一個。 果然，外婆被扶上了車。即將啟動時，她向車窗外望了一眼。其實那雙早已被淚水模糊的淚眼，什麼都看不見的，就像剛才被匆匆推過遺體身旁時一樣。外婆與外公，他們就這樣永別了。20年前一小時，現在幾分鐘，而這次說不出話來的則是丈夫。而自己縱使想說，丈夫也已聽不到了。這樣子，與垂暮之年的外公何等相似。 5年後，當我們跑著推開急救室大門時，一切都已結束了。外婆去了。隨後是火化。火焰熄滅後，幾塊沉甸甸的鋼鐵傢伙終於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寫到這兒，我現在真想喊一聲：外婆，您當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彈片嗎？現在，伴隨了您近50年的它們，終於在上海被取出來了。  
第五節 外婆賀子珍的後半生（六）
外婆給我們留下的，除了她的冤家彈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