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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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試錄，及中式墨卷，背聖言則參，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

官司評騭，送科複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校。（《春明夢餘錄》卷40）

如果可以像這樣把君當“人”來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議而不犯忌諱的話，則說明當時的自由度要比我們依據文字獄檔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說，統治者還是看出發點的。這篇策論，像諸葛亮《出師表》教導劉禪遠小人近賢臣。儘管明朝的皇帝個個近宦官遠廷臣，是該如此教訓一番，但陽明只是一個褊遠小臣，膽子也太大了些。

心學家都是心高膽大的，尚任俠、佩服諸葛亮是他們當然的一以貫之的傳統。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的“問”和“答”肯定是王寫的。

“論”和“表”都是官牘中的常用文體，中國的行政系統主要靠文牘流通來支撐，科考是選拔幹部，故這兩項是必考的。但首場是經義，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則其論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論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擬”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語氣，內容還是就“現實”發表意見。王居然問“程子”將佛老比為楊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張九齡怎麼會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論？這樣的問法在八股考題中出現就砸了陽明的飯碗。陽明的一個學生就因主考時引用經義有誤而被罷了官。心學門徒“學術不精”是個事實。這也因為他們的自我定位是要當思想家而非學問家，所以在知識上往往是空疏的。

陽明這道“表”的指導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頓”，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改變“名器太濫”，清理“牧羊人”隊伍。國家設官是為了治民，但歷朝政治的難點和問題的暴發點都出在官身上。這好象刷子本是刷鍋的，但刷不了幾次，刷子就比鍋還要髒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陽明的話說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設一官或兩人共理一事，而官員的選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無個標準，常規現象是挨年頭，非常規的是“異道險邪之輩”越界超升。陽明說：“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現在名器太濫，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紛擾必生，紀綱必不振；紀綱不振亂將不遠。牧羊人之間鬧得太不像話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謂民變。陽明認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改變官冗而事不治的現象。

官，居“名位”而成為國家機器的化身，但有誰是為國事而來？只是為名器而來罷了。設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禮”。所以他首問禮樂，這也是儒家的上堂詩，陽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學問的“學位論文”，無甚閃光之處，只是在重複儒家託古改制的老辦法而已。

第二道是議論佛老。他有明顯的為佛、老二氏辯護的傾向，將二氏之非歸咎於其徒之不良，然後又說儒門也有後徒背祖的現象。對於老子，則僅僅批評其與世和光同塵的鄉愿風格。這是讓佔中心地位的大老官們聞著味不對的話頭。

儘管他私心二氏的修養技巧，但心學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論者，陽明是從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學的這種一元論，更主要的是一種心態，是其唯意志主義心態的必然立場。這也是大一統行政體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屬於陽明的問題是後面三個：“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這是王自己內心的兩極，外王欲求對於書生來說就是當宰相，內聖的楷模是顏回。王的答卷也見心學路數：“求古人之志者，必將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這與我們熟悉的欲為革命文先為革命人是同一邏輯。

像所有的儒家一樣，王傾心風俗統治，他的第四個問題是：風俗之美惡關乎天下之治。他認為風俗代有新變，風俗在三代不知凡幾變矣，變到漢代以後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賈誼那樣高屋建瓴地縱論一通。他代作的“標準答卷”是這樣開頭的：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

風俗統治論的核心是人格決定論，王呼籲像伯夷那樣的聖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樣的聖之和者來重新整理社會風氣，來使“鄙夫敦，薄夫寬”。而壞盡天下風氣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鄉愿”。陽明一生的天敵就是鄉愿！或者說心學的天敵就是鄉愿。鄉愿的危害性在於它極善偽裝，他說：泛泛地看，誰也不是鄉愿，細看則不是鄉愿者幾乎沒有。這種作風使社會失去正常標準：

“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擐狡而輕樸直，……論形跡而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