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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搞複雜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補其傳”的工作是錯誤的，他以鄭玄古本《大學》為正，認為無所謂闕文，無須補傳；無所謂錯簡，無須移文，原文字自平正通順。
他在《大學古本序》中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為主題，所以是支離。但是也不能單講誠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虛；不追求致本體之知，那就是誤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補傳，在旁邊加上了自己的解釋，以指引學者正道。這就是他的《大學古本旁釋》，儘管這本書不如他的《大學問》影響大，但是在他的扇動下，當時一些著名學者如湛甘泉、方獻夫後來都改信了古本《大學》，他還為此著實激動了一些時候。因為這就是在誠意的主導下來格物了，也等於把格物這個理學的基石性概念納入了心學的體系。 他不僅要弄出兩個《大學》，還要弄出兩個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論之朱子。 所謂《朱子晚年定論》是把朱晚年的一些與心學題旨一致的書信言論收集起來，稱為朱的最後結論，以前與此相矛盾的話都是朱子也後悔了的錯誤言論。這是一招很“損”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術”。是陽明在運用打仗的戰術來解決學術分歧，不是一般學院派學者能想出來的做法。理應受到當時及後來人的批評。但很有效果，很多話簡直就像王陽明說的－－儘管都是朱的原話－－這可以成為闡釋學史上的大公案。
儘管世界哲學史上充滿了早年、晚年主旨大變的哲學家，但朱子絕對沒有必要“大悟舊說之非”，以致於“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陽明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讓朱說自己想說的話，以杜天下之口。然後把自己說成是與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戰友。而世間流傳的朱子學，如《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後來“思改正而未及”，而《語類》乃是其弟子挾勝心以附己見的東西，與朱平日之說亦大相乖戾。世人學了朱子“悔”的，不學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異端，還日日競相喧囂以亂正學。
朱子一生說了千百萬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萬把字的自我批評、悔其少作的話，當做向心學投降的懺悔錄，其主題有二，一是覺得過去止是講論文義，誠是太涉支離，後悔病目來得太遲了；二是因不能再看書，卻得收拾放心，正心誠意，直下便是聖賢。陽明很得意他編輯出這樣的“定論”－－聲稱“無意中得此一助！”其實，他早在南京時，便開始摘錄，等到他在剿匪實踐中證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驗證了，正好也有了些名頭，就差來自權威的支援了，便讓這部經他“邏輯重組”的《朱子晚年定論》適時出臺，不惜委屈自己－－讓朱子得發明權－－“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實上，他這樣做並沒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為朱子學太深入人心了，人們反感他這種斷章取義，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術，離開了勢，其效能便相當有限。 自然也有相當的初學者發現了兩個朱子，而且有庸俗的進化論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臨終遺言勝過先前任何話語、後出轉精之類。最關鍵的是，這個“朱子晚年定論”告訴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勝過任何注經解經；一旦誠意、心回到腔子裡便一了百了。那些後生小子無須多大的聰明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連老朱都悔讀書著書，恨目盲之來遲，我輩何必再蹈舛錯！
趨易避難乃自然人性，更何況理學之變化氣質、集義為善之類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義的，而王陽明把善說成是人的自然本質，只要有個向善的態度、去掉來自經驗界的外加的東西，就可以實現人性的復歸，明心見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識道理是永無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無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難“多聞不悟”反而有損道行。還是回到只做誠意的功夫的這條道兒上來簡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為是，王陽明的事功又正好證明了他的學說是相當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義的學說不是天下最好的學說麼？不再劃分兩個世界，讓人從此岸「事實世界」努力到彼岸「價值世界」，而是一腳踏在價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無施不可了－－要講學就講學，要打仗就打仗。後生小子怎麼能不趨之若騖呢。
３．教典問世
與此大好形勢相配合，這年八月，他的學生薛侃在贛州刊行了老師的語錄－－《傳習錄》。這個《傳習錄》只是今天的《傳習錄》上，包括徐愛記錄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與陸澄記錄的一卷。而《傳習錄》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陽明論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