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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驅殼外面的物事。其實視聽言動，皆由你心。你心之視，發竅於目；你心之聽，發竅於耳；你心之言，發竅於口；你心之動，發竅於四肢。心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你看那已死之人，那團血肉還在，但他的視聽言動在哪裡？
當林黛玉跟寶玉說“我為的是我的心”時，她就是個漂亮的心學家；但那些造反的民眾“出東門，不復歸”時，他們是什麼？用陽明學那一元化的標準說，他們也是漂亮的心學家。當心學與心學赤身相對時，他們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要麼，一塊喝酒；要麼，你死我活。
在陽明整天像散仙一樣活著，還覺得不舒服，還不斷地打退休報告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 頭，皆稱王，都要當新時代的朱元璋。佔領大庾嶺的陳曰能、盤踞樂昌的高快馬、稱霸郴州的龔福全等等，都攻城略縣，與此同時，福建象湖山的詹師富又隨之而起。
這些地方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都是紅色革命的暴發地，是讓國民政府元首蔣介石頭痛的地方。江西與湖南、廣東、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極窮苦極易發生民變的地方。
官府有官府的立場，百姓有百姓的立場。官有清濁，民有順刁，陽明是個清官，他面對的山賊也是五花八門的，既不會像當時正史上說的那麼壞，也不會像後來的正史說的那麼好。他們有他們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們耍蠻、暴虐不仁、欺壓良民、為非做歹的應該鎮壓的地方。我們應該堅持絕對理性的立場，無須為王辯護，也無須用老式的美化農民起義的調子來讚賞土匪。因為當時百姓不會寫書，我們無法看到他們到底對當時的揭杆而起者是個什麼態度，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寫出來的歷史，而寫出來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與九牛之比。記載陽明事蹟的又都是與他相同立場的人，都是堅信剿匪天經地義計程車大夫。他們的話是必須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
真正讓陽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來是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的；民，我同胞也；現在，他卻不得不向他們舉起屠刀，來鎮壓本來可以成為聖人的也有心本體的與他一樣的人，這是多麼嚴峻的考問？若在俄羅斯宗教型思想家那裡，這個問題幾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這裡，卻毫無困難。因為確立了仁政理論體系的孔夫子可以誅少正卯，陽明最心儀的孟子是主張為了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紂那樣的帝王都可以誅殺的。再說，儘管儒家是世界級的和平主義教派，但它從來沒有承諾絕不殺人，在刑法與道德這治國的兩輪之間，孔子明確表示他要“執兩用中”。陽明是孔子的好學生，自稱是聖人的真骨血，絕對能完整準確深入領會聖學的真精神。
他有一個法寶：就是與民眾的大多數保持一致。這既是儒家民本原則的“當代”體現，也是市民社會有所養育的當代表現。他有句近乎極端的話：
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這即使不算平民宗教，但很有的那個意思了。這個思想一點也不妨礙他去鎮壓民變，反而是他去鎮壓的價值支點，他不去除暴怎麼能安良，在匪徒出沒的廣大區域，民不聊生。他們遙望王師救他們出水火之中。然而腐敗的政府既不能保障民生，更不能保障民安。久而久之，不想當強盜的良民也不得不“入夥為安”，愚夫愚婦只有一個邏輯，就是永遠在兩害之間取其輕。他們在給國家交納的稅糧中包含著讓國家養官養兵以保障納稅人安生安全的期待的，但官敲詐盤剝他們，兵比匪還心黑手辣。－－王陽明剿匪就不用國家正規軍，他知道大軍一過，百姓幾年之內沒法正常生活。他是個為大多數民眾著想的好官。
由於明朝有軍功、恩賜、貢舉、科考幾大渠道出產官吏，官多崗位少，南京六部是板凳隊員，還有大量的隱蔽失業的官員，造成官場競爭空前的激烈。陽明等到四十五歲才得授去剿匪的實職，還是因了兵部尚書王瓊的特別推薦。
瓊是太原人，能打會算，以敏練獲寵聖上，人皆服畏。他正德十年才當上兵部尚書，次年就舉薦了陽明。他反對大兵剿匪的辦法，才特拔陽明這樣的人才。他廢除了當時通行的用殺賊首級論功的作法。他說這是秦始皇留下的壞傳統。在邊關可以論人頭，在內地絕對不可。他說：“現在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以冒功，還縱賊行動以創戰績。自今內地征討，只以蕩平為功，不計首級。”－－董卓殺民以冒充殺了黃巾軍的虐行還在上演。對於那些平民來說，被官軍殺了還得留下“匪屬”的罪名給親人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