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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奸惡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來人性是善良的，卻因賊的盤踞而變了態。這個心中賊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說的大丈夫。他這是在激勵學生去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並不反動。人人都能剷除了心中賊，則人人都是聖賢，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聖世。
相比之下，還真是屬“山中賊”易破，去破山中賊的那一套“管理體制”的問題難破。因為山中賊是民，制度中的賊官。官比民難纏多了。他參劾一批失事官員，也獎勵了一批官員。制度問題又大於官僚之間的主體間性。難辦的還有財政，打仗是打錢呢。他想辦法疏通鹽法，以保證軍餉。最最難的是，須得到上邊的支援。他兩次疏請旗牌，還是在特拔他的王瓊力排阻力，才暫時給了。並把巡撫改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現場發揮的自主權。
尤可惱的是，害群之馬太監，見打仗就以為來了發財的機會，浙江鎮守太監畢真走內線，讓皇帝旁邊的太監說服皇帝派他去當剿匪部隊的監軍。這是明朝的慣例，就像國民黨派軍統特務管地方部隊一樣。自然，太監監軍並不從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極了，也是明軍在對外族時作戰屢屢失利的原因。陽明那種最怕受羈絡的英才，若頂上一個外行婆婆，便須帶上鐐銬跳舞了。朝裡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瓊保護了他，王瓊說：“兵法最忌遙制，若是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的鎮守，斷乎不可！”但還得給太監一點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贛軍隊必須救應。王瓊打了個太極拳，算圓了這個場。要無王尚書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學功夫也營造不出順利的官場環境，從而即使是龍，也得變成蟲。而王瓊也知道他陽明成功也是兵部尚書的功勞，瓊也是個別有奇情的乾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憤慨的說：“國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權柄，還將有誰可用？”
現在有了“勢”，就可以作法使術了。他先改造部隊編制，以提高快速反應能力。他當年下過正經功夫，那時的紙上談兵現在都可以“精神變物質”了。他說：“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這是兵法實相，不像小說家言那麼渲染戰將的神功，真正的戰爭不是《三國演義》式的陣前苦鬥貔貅將、陣旁旁觀草木兵的那種兒戲。將領的作用是決定攻防計劃、組織部隊去完成這個計劃。
他的“治眾之法”就是強化等級之間的權力和責任，即所謂“分數”。他的新編制如下：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為哨，二哨為營；三營為陣，二陣為軍，軍有副將。副將以下，層層管制。現代的科層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這樣做其實並無什麼新意，儘管《明史》陽明本傳中赫然錄入，並說是“更兵制”之舉。只是將每個單位的數目做了調整。
《周禮》記載周代的兵制是：五人為伍，五伍為兩，遞進為卒、旅、師、軍。宋代的李綱則調整為伍、甲、隊、部等。陽明這樣改為了剿匪時分進合擊的便利。他說這樣做可以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這幾句話李綱也說過。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裡甲制度的翻版一樣。。
編伍完畢，發放兵符。每五個人給一牌，上寫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聯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留陽明的總部，叫隊符。相遞有哨符、營符。凡有行動，發符徵調，比號而行，以防奸弊。平時訓練， 戰時進退都集體行動－－這是否是現代部隊編制的先聲？反正有效地改變了明朝地方部隊一盤散沙，死了跑了都沒人管的疲軟局面。現在他可以治眾如治寡，綱舉目張了。
他有了權勢以後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賊了呢？這要看他拿權力去做什麼。譬如眼下，是去殺人還是去救人。他還是根據他的理解去儘量做“搶救”工作的。
真正的賊還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賊性才使賊與制度同生共長。賊儘管無日無之，但“盜賊蜂起”就說明不但制度的性質有問題，而且狀況也每況愈下了。毫無疑問的通則是：缺乏社會公正與有效的教育是產生民間暴動的基本原因。“亂自上作”，是集權國家的普遍事實。至少，這個國家的狀況該由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統治階級負責。
６．破山中賊的心中賊
磨到九月，才下達了至金至貴的上諭，給了他得以放手工作的權力。聖旨出於王瓊手筆，自然要論證一番，在幾省交界的山嶺地區，盜賊不時生髮，東追則西串，南撲則北奔。地方各省相互推託，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