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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是這樣，洞庭湖是這樣？花賽圩也是這樣，那麼山區呢？
不用說，山區也是這樣！不是早就有一位詩人說過嗎？“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
5、天目山的“典妻”悲劇
茂林修竹、疊山重嶺的浙西山區，集中了江南風光之美。美麗的天目山是人們消閒冶遊的樂園。但這“樂園”的底層，蘊藏著農民的悲憤。封建的土地制度下，山林的被霸佔，給美麗的江南風光，塗上了暗淡的顏色。
解放前夕，在天目山區周圍11個縣的臨安專區，除了數目不多的城鎮以外，到處是三三兩兩的灰色茅棚，分散地佇立在山溝山腰甚至山頂上。千千萬萬的荒山開墾者——貧苦農民，就在這些茅棚里居住。類似這樣的山區，在浙江省佔了71％以上。該區山多田少，山林佔全專區面積的80％。天目山主峰西南部的昌化、分水等縣山的面積竟佔達90％以上。在這些高山重嶺中，可耕的土地數量極少，全專區人口百餘萬，僅有120萬畝田地。耕田雖如此少，而占人口4％的地主階級竟佔有土地達50％。占人口90％的農民只對40％的瘦脊土地有所有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則是根本失去了土地或只佔有極少量的土地。土地缺乏，使全區50％至60％的農民不得不依靠經營山林而生活。他們傍田而居，依山築舍，整年整月地進行著過度的和冒險的操勞。許許多多人世世代代開山種地，卻終生沒有一塊土地。
地主由土地的兼併發展到山林的霸佔，有錢有勢的人向官府“報糧認稅”領取山林，有的則依靠勢力“指山為界”，將大片“無主”的山林歸併在自己私造的契約之內。如分水縣蠡湖鄉在1917年以前人口特別少，許多山林無主經營。1917年段祺瑞執政時，勒令建立清山局，要群眾領山認稅。清山局多為地主豪紳所把持，該鄉清山局即是本鄉的滿清拔貢王秉融任總董事，王曾任淳安縣知事，其子王植民任清山局秘書，父子二人總攬大權，霸佔了該鄉四分之一的山林。
樂清縣芙蓉西塍村餘鼎三，是由大官僚變為大惡霸地主的。餘鼎三曾當過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中將師長，代理過十九軍軍長。在做官任上，他仗勢撈到了不少錢，到鄉里用低價強買了農民300多畝田。由於當地山多田少，這點田產當然滿足不了這個大惡霸的慾望。於是，他一回到鄉間，就貼出“封山條例”，霸佔了芙蓉地區所有的“官山”，不準當地農民上山砍一根柴草。餘鼎三霸佔這片山地後，坐上一個特製的沙發轎子，親自檢視了十多天。最後狂喜地翹起大拇指說：“鳥飛十里，歇的是餘家樹；人行百里，走的是餘家路！”而且他還狂妄地宣佈，為了名副其實，從這天起，將自己的名字改作“餘鼎山”。
第一章 黑手高懸（13）
到解放時，臨安專區除部分尚未開墾的原始山林和無用的“無主”荒山之外，地主霸佔可經營的山林競達70％以上。孝豐縣大地主周茂興佔有山林將近萬畝以上。山畝的計算有“喝山畝”（即喊聲所至為1畝）及“敲鑼畝”、“滾石畝”、“估山畝”等各種方法，其實際佔有面積往往超過其畝數的數十倍。孝豐、臨安、於潛等地地主霸佔山林的範圍有的遍及一鄉一縣。
天目山周圍的幾個縣中，幾乎每縣都有著佔山為王的土皇帝。例如臨安縣的“雌老虎”、孝豐縣的“四大老爺”、於潛縣的“四大家”、昌化縣的“陳家五虎”。該區地主普遍實行一種徵收農民60％或70％租谷的“訂租制”，佃戶所需的牛力肥料均由自己負擔，有些田壞的農民辛苦一年卻只得二成或一成。在許多地區又有預租制、包租制、活租制及空頭租、勞役租、兵役租、送年節禮等苛刻的超經濟剝削。
國民黨統治時期，農村的地主和國民黨政權密切地結合著，所有的偽鄉長都是地主或地主的爪牙充任。自抗日戰爭以來反動黨團的勢力更是深入到浙西山區，當時在昌化縣曾流傳著一句“無黨不成家”的諺語，許多惡霸地主控制了政權，擁有武裝，甚至鄉長有殺人的權力。於潛縣出租千畝土地的大地主邵展成，曾經打死餓死七八個農民，邵家擁有數十支短槍、步槍和4挺機槍，租種邵家土地的農民每年須有幾個月的“兵役租”替邵家去剿匪。
種種罪惡的封建剝削和反動的統治嚴重的打擊了農民的生產情緒，許多農民不敢增施肥料、不敢開塘灌田。臨安縣新溪鄉北山谷裡錢阿火等十幾家農民就是因為數十年的辛苦將荒山開成田，將壞田變好田，而租子由80斤一直加到160斤。山谷裡的稻田常年怕旱，但他們怕開了水塘以後地主又要加租，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