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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立刻回籍，不許逗留，驛站的馬車談不到了，他只得自己僱車，有的說是乘牛車出北京，（《明史紀事本末》）有的說是騾車，（《明史·高拱傳》）押行的兵役還在後面一路追逐，成為當時的新聞。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見以後，再為高拱請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間無謂的困頓。七月間居正有信給王崇古說：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壼，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暱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為之營訴，為之請驛，僅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新皇聰穎異常，雖幼衝已具大有為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鑑。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唸，腹心雖安，四肢安可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易得聞此？三複三嘆，敬佩良箴。（書牘四《答王鑑川》）
所謂“冒死為之營訴”，必有所指。據王世貞《首輔傳》，馮保在皇后面前，曾經提起高拱謀廢太子，迎立周王的謠言；又說馮保還買通其他的內監，造成同樣的空氣，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這一件故事，《明史紀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載，但是證以六月十六日傳諭“通不許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兩句，後面的情形，決不簡單。萬曆六年高拱死後，妻張氏請求卹典，神宗將奏疏發下內閣，派文書官田義口傳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準開復原職，給與祭葬，但是還說：“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沖年，罪在不宥。”這時神宗已經十六歲，他對於高拱底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馮保造出廢立的謠言，不會給神宗這樣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居正對於六月十六日的政變，事前定有所聞。高拱底作風，他是知道的。馮保雖然只是一個生疏的內監，但是內監們那一貫的陰賊險狠的手段，居正也不會不知道。他看定暴風雨要來了，所以他只是託病請假。等到風暴過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時候，高拱久已離開北京，內閣中的資望，更沒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為首輔，而且因為高儀隨即於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為惟一的顧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鞏固。這一次政變底結果，居正是最大的收穫者。對於雙方底策劃，他不是不知道；對於馮保的誣衊，他不會不明白；高拱固然沒有擁立周王的陰謀，而且從宗支親疏的關係方面講，周王也沒有入承大統的可能。從政體的立場講，司禮監一部分的職權，應當交給內閣，“宮府一體”，原是居正底口號。從友誼的立場講，居正更應當援助高拱，他們不是十幾年的同僚嗎？然而他們底友誼已經生疏了！這不能不責備高拱，但是也何嘗能放過居正？他只是坐觀成敗，希望高拱底失敗，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權的目標。他給王崇古說：“冒死為之營訴”，是一句遁辭，為什麼要請假規避呢？不在會極門營訴而只憑事後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底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話又說回來，徐階失敗以後，居正曾經自咎以為“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對於曾受大恩的老師，還談不到剖心營訴；那麼對於中經生疏的同僚，更從那裡說起！“政治家”不是聖賢，而只是“政治家”；誰願意為著別人，犧牲自己底政權呢。
這一次的政變，高拱底政權推翻了，居正底政權樹立起來，一切只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高拱是一個強幹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書，上午到內閣，下午到吏部，沒有一件積案，這是他辦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對於內閣和六部底事情，沒有一件不曾洞察，他底精明，正抵上高拱底強幹。高拱對於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為謙抑；高拱對於政敵，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報，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錄用。不過這個分別，只是一個大概。最初掌握政權的時候，居正還有一些籠絡人才的意味，以後便日漸高亢，到了萬曆六年以後，簡直和高拱一樣。在這方面，他們中的區別，只是年齡的區別，等到居正過了五十以後，他底行為，便和高拱沒有分別。在應付官庭和內監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遷就，他知道走曲線，然而他永遠認清政治目標，宮庭和內監對於實際的政治，沒有過問的餘地。高拱提高內閣政權的目標，在居正手裡完成，但是居正沒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過這是高拱失敗以後，居正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