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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藝苑也。（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會試，會試以後，再與殿試。這次成功了，中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明史·選舉志》言：“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居正這時，已經身居儲相之列了。
居正會試時，座主是孫承恩、張治，因為他考《禮記》，所以他底房師是閱《禮記》試卷的陳以勤、吳維嶽。進土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後與居正同時為大學士，同科還有殷士儋、王世貞、汪道昆、王宗茂，吳百朋、劉應節、王遴、殷正茂、凌雲翼、陸光祖、楊巍、宋儀望、徐栻、楊繼盛。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邊疆的大帥、彈劾權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開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為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只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詔召他嗣位。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著遺詔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確實是一個英主底舉動。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號，只稱先師，撤除塑像，只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他只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底年齡，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於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內也不去。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銷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別，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只是道士底領袖。可是世宗對於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著，一步不會放鬆。他是洞內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內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內，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內閣。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現代西方的內閣，是議會政治的產物；它底權力是相當地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底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內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於一個政黨，便出於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內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內閣底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只是皇帝底秘書廳，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底秘書：內閣底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底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底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常時紛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只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