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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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言要離開紫禁城，出洋留學。王公大臣們被我鬧得整天心驚肉跳，辮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問題，有些工公大臣考慮得比我還早，這本來是他們給我請外國師傅的動機之一。我結婚後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摺、條陳，都提到過這個主張。但到我親自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對。在各種反對者的理由中，最常聽說的是這一條：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於放棄了民國的優待。既然民國沒有取消優待條件，為什麼自己偏要先放棄它呢？”

無論是對出洋表示同情的，還是根本反對的，無論是對“恢復祖業”已經感到絕望的，還是仍不死心的，都捨不得這個優待條件。儘管優待條件中規定的“四百萬歲費”變成了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但是還有“帝王尊號仍存不廢”這一條。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住這個小朝廷，對恢復祖業未絕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對於已絕望的人也還可以保留飯碗和既得的地位，這種地位的價值不說死後的卹典，單看看給人點主、寫墓誌銘的那些生榮也就夠了。

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首先就不相信這個優待條件能永遠保留下去。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處境的危險。自從新的內戰又發生，張作霖敗退出關，徐世昌下臺，黎元洪重新上臺，我就覺得危險突然逼近前來。我想的只是新的當局會不會加害於我，而不是什麼優待不優待的問題。何況這時又有了某些國會議員主張取消優待的傳說。退一萬步說，就算現狀可以維持，又有誰知道，在瞬息萬變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戰中，明天是什麼樣的軍人上臺，後天是什麼樣的政客組閣？我從許多方面——特別是莊士敦師傅的嘴裡已經有點明白，這一切政局的變化，沒有一次不是列強在背後起作用。與其等待民國新當局的優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國人？如果一個和我勢不兩立的人物上了臺，再去想辦法，是不是來得及？對於歷代最末一個皇帝的命運，從成湯放夏桀於南巢，商紂自焚於鹿臺，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數到朱由檢上煤山。沒有人比我對這些歷史更熟悉的了。

當然，我沒有向王公大臣們說起這些晦氣的故事，我這樣和他們辯論：

“我不要什麼優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國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國優待我，這倒比人家先取消優待的好。”

“優待條件載在盟府，各國公認，民國倘若取消，外國一定幫助我們說話。”他們說。

“外國人幫我們，你們為什麼不叫我到外國去？難道他們見了我本人不更幫忙嗎？”

儘管我說的很有道理，他們還是不同意。我和父親、師傅。王公們的幾次辯論，只產生這個效果：他們趕緊忙著籌辦“大婚”。

我所以著急要出洋，除上面對王公大臣們說的理由之外，另外還有一條根本沒有和他們提，特別是不敢向我的父親提，這就是我對我周圍的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內，越來越看不順眼。

這還是在我動了出洋的念頭以前就發生的。自從莊士敦入宮以後，由於他給我灌輸的西洋文明的知識，也由於少年人好奇心理的發展，我一天比一天不滿意我的環境，覺得自己受著拘束。我很同意莊士敦做出的分析，這是由於王公大臣們的因循守舊。

在這些王公大臣們眼裡，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歲那年。莊士敦發現我眼睛可能近視，建議請個外國眼科醫生來檢驗一下，如果確實的話，就給我配眼鏡。不料這個建議竟像把水倒進了熱油鍋，紫禁城裡簡直炸開了。這還了得？皇上的眼珠子還能叫外國人看？皇上正當春秋鼎盛，怎麼就像老頭一樣戴上“光子”（眼鏡）？從太妃起全都不答應。後來費了莊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堅持要辦，這才解決。

我所想要的，即使是王公大臣早得到的東西，他們也要反對，這尤其叫我生氣。比如安電話那一次就是這樣。

我十五歲那年，有一次聽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動了我的好奇心，後來聽溥傑說北府（當時稱我父親住的地方）裡也有了這個玩藝兒，我就叫內務府給我在養心殿裡也安上一個。內務府大臣紹英聽了我的吩咐，簡直臉上變了色。不過他在我面前向例沒說過牴觸的話，“嗻”了一聲，下去了。第二天，師傅們一齊向我勸導：

“這是祖制向來沒有的事，安上電話，什麼人都可以跟皇上說話了，祖宗也沒這樣幹過……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宮裡的自鳴鐘、洋琴、電燈，都是西洋玩藝，祖制裡沒有過，不是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