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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然的，但是他們那種故做不看、暗地偷看的表情，常常讓我感到格外不好受。
讓我感到很不好受的還不僅限於此。我們從到撫順的第一天起，各個監房都建立了值日製度，大家每天輪流打掃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沒跟家族分開時，這些事當然用不著我來幹。我搬進了新屋之後，難題就來了，輪到我值日那天該怎麼辦呢？我也去給人倒尿桶？我跟日本關東軍訂立密約的時候，倒沒覺得怎樣，而現在把倒尿桶卻當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給我解了圍，第二天，所方一位姓賈的幹部走來對大家說：“溥儀有病，不用叫他參加值日了！”我聽到這句話，猶如絕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
值日的事解決了，不想又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們正在院子裡三三兩兩地散步，所長出現了。我們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現，而且總要找個犯人談幾句。這次我發現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陣，打量得我心裡直發毛。
“溥儀！”他叫了一聲。我從回國之後，開始聽別人叫我的名字，很覺不習慣，這時仍感到刺耳，覺得還不如聽叫號碼好受。來這裡的初期，看守員一般總是叫號碼的（我的號碼是“981”）。
“是，所長。”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