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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丘吉爾還是認為，他應該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帶。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時還有費希爾，也都敦促丘吉爾早日離開軍隊，回到倫敦來。因為此時政府正處於嚴重的困難之中，內閣成員在政策上存在較大分歧。勞合—喬治甚至決意辭職，準備加入反對派的行列。丘吉爾此時回來，將會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丘吉爾並沒有馬上辭去軍職，而是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國前線。幾天後他在給比弗布魯克勳爵艾特肯的信中寫道，一方面，他認為英國現政府對戰爭領導不力，自己有責任想法改變局面，因此他想退伍回國；另一方面，“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極其困難的，我在這裡的工作既充滿危險又滿載榮譽，對此我給予高度評價”，“戰爭形勢愈趨嚴重，我內心深感要用我的知識和力量彌補時間，加之改弦更張決非容易，又得顧及我所向往的事業，在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下，異乎尋常的猶豫不決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之後，一件事情幫丘吉爾解決了他的難題。4月，他接到通知說，由於人員缺編嚴重，他的第6營將被併入皇家蘇格蘭毛瑟槍團第7營。由於第7營營長年長而資深，因而將出任合併後的營長。丘吉爾失去了自己的職位，因而“他沒有離開自己所在的營，而是他所在的營離開了他”。丘吉爾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國了。
丘吉爾在回國前借了輛汽車，幾乎跑遍了在法國的所有英軍部隊，以便把他手下的軍官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上。他的下屬們對他戀戀不捨。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為丘吉爾的離開深感惋惜，他說：“我堅信，再也不會有比他更得人心的軍官來指揮部隊了。他作為一名軍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撓，堅忍不拔……，他熱愛軍職，時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認為他稱得上是一位非常偉大的軍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爾在返回倫敦的當天發表了一項宣告，說他“獲准回來休假”，並打算“繼續盡其在議會和政治上的職責”。過了三週，《倫敦公報》宣佈，W·Z·S·丘吉爾放棄了他的中校軍銜。這是陸軍部批准丘吉爾退伍時的一個附加條件。從此之後，丘吉爾就再也不能要求在軍隊中任職了。
丘吉爾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來，不僅需要一定的經濟地位作保障，還需要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名譽。前一件事的解決在他來說要更加容易。作為一名著作豐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著地位顯赫的政治經歷，他的文章可以輕易地換取豐厚的報酬。1916年7月，他為《星期日畫報》寫了4篇文章，並獲得稿酬1000英鎊。照此計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費力地賺取不比他當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對的報業巨頭，並不反對利用他的影響力擴大報紙的銷路。《星期日畫報》的編輯稱，在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該報的發行量就達到了250萬份的創紀錄數字。
但是丘吉爾要想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聲譽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達達尼爾事件給他造成的損害是如此之大，以致於他的演講往往被“達達尼爾的事怎麼樣？”的叫喊聲所打斷。因此，他渴望政府儘快公佈有關達達尼爾海峽和加利波利戰況的檔案。議會中要求公佈有關此事檔案的呼聲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來並不願意公佈有關檔案，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無視議會的要求。最後找出的折衷辦法是成立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聽取有關證詞，並負責提交一份有關此事的報告。
達達尼爾海峽戰事調查委員會由克魯默勳爵主持。1916年9月，該委員會開始聽證。丘吉爾於9月25日開始作證。他對調查委員會宣告，強攻達達尼爾海峽的計劃，在批准實施時得到了有職有權的海務大臣們和海軍顧問們、首先是費希爾的明確支援；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經海軍專家們的同意之後才做的。但是，“我在這裡要為對我提出過內行的勸告和那些參加戰事的人辯護。這包括所有的人而無一例外。因此，我要說，我不希望將責任轉嫁到在海軍部任職的任何一位軍官身上”。丘吉爾認為，“對這些戰事進行非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變化無常的因素。所有的戰爭都是玩骰子游戲。勝利只能同各種冒險交織在一起”。不過他也承認，在導致失敗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其中陸軍反覆變化的態度使基奇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