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職者的聖經·職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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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進行扒竊，從一名男事主的後褲兜內竊出2000元，反扒民警立即按住了他們。經查，這三名扒手均是老賊，在他們的包裡有來北京時所使用的機票。經訊問得知，他們專程乘飛機來京的目的就是要在十一黃金週期間大撈一把。

不光是長假期間“長途跋涉”進京行竊，據《北京娛樂信報》報道，今年8月有4名吉林竊賊每週坐飛機或火車來京盜竊，週末再返回老家度週末，兩年間偷遍京城八區，作案72起，盜竊所得價值70餘萬元。4名嫌疑人交代，“我們一般都是週六坐火車、長途車，有時也坐飛機到北京，週一到週五行竊，週末返回長春老家。”北京城八區幾乎被他們偷遍了。盜竊時沿著地鐵線附近的小區內轉，事先不踩點，走到哪裡，有機會就幹。盜竊時主要選擇舊式高層板樓。“因為老樓的住戶的窗戶有一個是在樓道內的，而且這種房子沒有保安，也沒有電子防盜門，比較容易進到樓內，然後找廚房窗戶對著樓道的人家。盜竊前如果敲門或者按門鈴後屋內有人，就編瞎話說找人，或說找錯門了。”

這種老家和作案目的地兩頭跑的小偷似乎已經改變了小偷往日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升級為款爺級的人物。乘坐飛機去行竊，聽起來很闊，比《天下無賊》裡那些撬寶馬，動輒拿上萬在火車上行竊的老賊團伙要更會節省時間和享受生活。在人們對這些乘飛機的小偷心生恨意，害怕自己也會被盯上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種不勞而獲的職業群體為什麼會如此的猖獗？

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都會打擊不勞而獲的現象。而現在，我們的社會環境裡這種人正在形成一個群體。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緣故，一是因為社會打擊此敗類的力量不夠。為什麼一群小偷得以作案72起才被起訴到法院？可能是在此之前民警一次也沒有抓到這批小偷，也可能是抓到了處罰太輕，不久之後又放出，這些小偷又開始興風作浪。這其中也和民眾的力量有關，有些民眾的防範意識和與惡勢力對抗意識太低。民眾丟了東西，因為不是很值錢，就不報警，自認為倒黴，這種心理的長期、普遍存在就壯大了職業小偷的膽量。二是社會輿論的引導使得小偷個人社會價值取向非正常化。我們現在身處一個“以錢為主導”的社會，國民追求物質的狂熱使得拜金主義盛行，人們朝思暮想怎樣發財，而實現的過程卻是不擇手段，所以小偷職業化，沒有讓人感到羞恥，反而在他們心中是理所當然。

在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還有更讓人觸目心驚的事實，據報道，四海為家的“職業扒手”平均年齡在十二三歲，在青島的王女士告訴記者，她現在一到街上，看到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就下意識揣好自己的包。據瞭解，這樣的孩子經常成群結隊出現在城市繁華地帶，由專門的幕後大老闆操縱控制，老闆盤剝了這些小孩子偷盜的財物，僅分很少一部分維持這些孩子的生存。這些孩子一旦被抓，也只是勞教管制不長的時間，出來後繼續為老闆賣力。等過了16歲，他們就會被老闆“開除”，成年後的他們就開始獨立門戶，當老闆操縱小孩子去行竊，繼續這個行業。這些一開始就受汙染的小孩子，練就了一身偷的武藝，成為社會的隱患。當他們樂於自己偷盜多少財物的時候，更多的人在擔心他們的未來，是什麼讓他們的良知喪失，淪為社會的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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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尷尬：“無冕之王”今安在？（1）

記者節，與護士節、教師節並稱為中國的“三大行業節日”，記者本身又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他們是人民的喉舌，關注民間疾苦，肩負著啟蒙公眾的重任，是榮耀、道德、良知和正義的象徵。曾幾何時，認為記者是“無冕之王”的人少之又少，其從業者也開始戲稱自己為“新聞民工”。

記者的尷尬境地

“無冕之王”說法最早見於19世紀的英國，當時《泰晤士報》掌握著英國的輿論導向，其主筆在辭職以後多供職於政府，並且地位很高，因此，著名的主筆開始被稱為“無冕之王”；之後崛起的美國《時代週刊》等著名媒體的名流記者把這一稱呼推上了風口浪尖。然而據一份權威機構的調查結果，只有一成的人現在還認為記者是“無冕之王”，大部分人認為記者的榮耀地位已經不再。

做記者一個字“累”。這是得到大多數人公認的。很多記者也認為“要東奔西跑的，很累；年輕時做做還可以，一上年紀，就要考慮轉行了。”記者一天的工作基本上是：白天在外面採訪，收集資料，下午三四點回到報社，或者晚一些五六點回來。一回到報社，又開始馬不停蹄的趴在辦公桌上趕稿子，再晚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