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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當前的困境息息相關，而與柏林牆倒塌、蘇聯崩潰等所謂的決定性事件關係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主張，經歷了微妙的轉變。雖然美國依然虛偽地聲稱世界離開它的指導和保護就無法運轉，但其領導地位已經變為一種需要，而非選擇。行使全球領導作用成為補償經濟地位惡化的一個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華盛頓馬首是瞻，都不能掩蓋美國越來越看別人臉色行事的事實。領導現在也含有了依賴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卡特發表了重要演說。雖然卡特今天被公認是一位失敗的甚至是倒黴的總統，但至少這一次，卡特展現了非凡的遠見卓識。他不僅意識到依賴性的潛在影響，也預見到了任由這種狀況惡化所帶來的影響。
卡特發表演說時的氣氛算不上適宜。1979年夏，民眾對他的不滿情緒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日益強烈。經濟狀況非常糟糕。通貨膨脹率達到11％；7％的美國人失去工作；優惠貸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戰後的標準，所有這些資料都高得即使不是史無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國的長期盟友伊朗國王，導致又一次“石油衝擊”。美國油價飛漲，不是因為真正短缺，而是由於恐慌性購買。總統大選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贏得連任，他需要迅速扭轉局面。
這位總統原想在7月5日發表演說，專門講能源問題。在最後一分鐘，他決定推遲演講。他在戴維營隱居了10天，他解釋說是“利用這段時間接觸和傾聽美國的聲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學者、商人、工人領袖、牧師和普通公民聚集在這個總統休養的地方，發表他們的觀點，分析美國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卡特需要對此做些什麼。結果卻只是開了一場馬馬虎虎的研討會，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責。
返回白宮後，卡特發表了演說，但內容與10天前計劃的演說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一開始，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決定放棄能源問題，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問題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機，他聲稱，只不過是一場更大危機的症狀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給你們講的是一個比能源、通貨膨脹更為嚴肅的話題。我現在想講的是美國*面臨的一個根本威脅。”
卡特緊接著扼殺了任何確保連任的機會。在美國政治語言中，根本威脅從定義上講是來自外部的，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或國際共產主義才可能威脅美國。就在那一年，伊朗的*革命者成為又一個此類威脅。說美國人的日常行為構成了類似威脅，這簡直就是異端邪說。可是，卡特現在大膽地指出，美國*的真正危險來自內部。 。。
自我放縱的“消費帝國”（3）
整個國家正在經歷“信心危機”，他宣稱，“這是一場衝擊國家意志的心臟、靈魂和精神的危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危機正在加劇，讓我們懷疑生活的意義，喪失了國家目標的統一性”。這種信心的侵蝕有可能“破壞美國的社會和政治框架”。
美國人已經偏離了正義的道路，“在一個為勤奮工作、家庭和美、社群和諧、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國度裡”，這位總統繼續說道，
我們太多人轉而崇拜自我放縱和消費。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為來確定，而由他擁有的東西來區別。但是我們早已發現，擁有商品、消費商品無法滿足對意義的渴望。我們早就知道，堆積有形物質無法填補生活中沒有信心和目標所帶來的空虛。
換言之，美國信心危機的蔓延是價值觀危機的外在表現。透過使用“我們早已發現”和“我們早就知道”等說法，卡特暗示他只不過是道出了聽眾早就懷有的憂慮：普通美國人認為生活是空虛的、不令人滿意的購物行為，他們期望得到更有意義的東西。
他澄清道，期望華盛頓消除這些憂慮是異想天開。這位總統稱，聯邦政府已經成為“孤島”，與人民相互隔絕。政府主要機構都已癱瘓腐化。這是“一個無法做事的政府體制”。卡特談道，“國會被數以百計有錢有勢的特殊利益集團扭曲和撕裂了”，黨派意見總能戰勝對公共利益的關切。他說：“你可以看到，絕不妥協的團體極力維護自己的極端立場，直到最後一票，直到最後一口氣。”
卡特宣稱：
我們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點，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我今天晚上已經警告過的，通向分裂錯亂和自我利益的道路。這條路的盡頭是錯誤的自由觀念，是損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權利。這條道路充滿狹隘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