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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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指導時，美國應當遵循“正義戰爭”傳統，不僅因為這個傳統符合美國的道德價值觀，也因為它為健康的治國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制定戰略—一項逝去的藝術

最後是第四個教訓，與戰略的制定有關。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層官員和高階軍官中間，這已經成為一項逝去的藝術。

冷戰結束以來，文職官員傾向於將戰略與意識形態混為一談，布什總統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總統的自由議程本應為如何開展全球反恐戰爭提供一個藍圖，但他只有堂皇的抱負，沒有嚴肅的評估實現目標的手段。

越戰結束之後，軍官傾向於將戰略與行動混為一談。沒有人比湯米？弗蘭克斯更生動地闡釋了這種傾向，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內幕的*的功勞。

為了滿足公眾的口味，弗蘭克斯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過分謙虛的鄉村男孩，一個驚歎於自己成就的、來自得克薩斯西部的孩子。但實際上，弗蘭克斯認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專業的學者和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在軍階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他“博覽過許多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著作，從孫子、克勞塞維茨、羅素和甘地那裡積累了智慧”。

雖然弗蘭克斯用古代中國和德國思想家的名言來扮靚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從來就沒有擺脫過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劃入侵伊拉克時，弗蘭克斯坐下來，手裡拿著記事本，勾勒出其決勝“模式”。《美國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現了其手寫表格原件，即一個矩陣，由七條橫線組成，列舉了美國的各種能力，與之交叉的是九條縱線，代表薩達姆權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點（共36個）上，弗蘭克斯畫上一個“放射星”。據弗蘭克斯稱，這個矩陣提供了一個設計巧妙的範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戰略”。

對弗蘭克斯矩陣的因果分析表明，這遠遠算不上什麼戰略。對門外漢來說，他的矩陣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視野狹窄，毫不關心未來戰鬥的後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問題，忽視了其他地區大國關係，沒有指出戰爭會如何改變這些關係，不管它們是好還是壞。它基本不考慮歷史，不顧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認同。它也沒有道德層面，甚至沒有說清楚目的是什麼。

自從蘇聯不再是一個常規的對手之後，美國一直未能有效地解決這個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強化了這種困境。現在是美國直面這個困境的時候了。那些應該負起主要責任、制定大戰略的政治精英們一直心存幻想，要麼試圖實現永久全球霸權，要麼試圖按照美國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時，那些能夠戳穿這些幻想、幫助美國政策迴歸現實主義的軍事精英們，則迷戀於戰役和戰鬥，指揮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組織協調軍品物資。

湯米？弗蘭克斯等自詡的鬥士們決意排除道格拉斯？費斯等文職官員的干涉，將戰場當成職業軍人的專屬領域，故意輕視其政治目的和潛在政治意義。弗蘭克斯及其同代士兵從來沒有因為越南戰爭而原諒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本能地認為文職官員是麻煩製造者，一直遊蕩在他們自己合法的勢力範圍內。阻止這種不受歡迎的蠶食行為成為一項絕對責任。

重申對戰爭行為的職業壟斷權，需要在政治和戰爭中間畫出最鮮明的分界線，從而防止將軍事和非軍事考慮糾纏在一起。因此，在環境舒適的總部中同步經歷戰爭的高階指揮官（如弗蘭克斯）仍然堅持把自己標榜為“參戰者”。他這麼做不只是出於象徵性原因，擁有這種身份使他可以保有軍官們現在頑固爭奪的特權。

好像出於疏忽，攻克巴格達（或喀布林）成了戰爭的首要（幾乎唯一）目的。結果是一場在極其天真的戰略氛圍中進行的戰爭，弗蘭克斯等鬥士和費斯等文職人員都認為，只需幾次速戰速決的行動，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當然是戰爭不可缺少的內容。但真正扣動扳機、投擲炸彈的人可能不欣賞或者贊同打仗的方式，因為從本質上講，戰爭也是而且總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實，如果戰爭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結果，它就必須服從於政治。實現這種服從正是戰略的核心。

許多因素造成了美國今天所處的軍事危機：貪婪、嫉妒、誤算、意識形態障礙、國際體系的性質、前人罪惡招致的報應、文職軍人的傲慢。所有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國士兵》中，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因素被生動展現出來：指揮不利，扭曲了戰爭的目的。

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四個教訓歸結為：事態表明，美國精通戰爭只是一種虛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戰爭依然受制於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