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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他確立了自己對那場鬥爭的個人認同。他是與“我們”一起的人，而“我們”贏得了那場歷史性競賽，從而為自由獲得了巨大勝利。
讓歷史快進16年，另一位鮮有外交政策資歷的未來總統，毫不猶豫地從克林頓的劇本上撕下一頁。“在上個世紀面臨巨大危險的時刻，”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宣稱，
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杜魯門和約翰？F？肯尼迪等美國領導人既成功地保護了美國人民，也為下一代擴大了機遇。而且，他們用行動和榜樣確保美國能夠領導並改善世界。國界內外的數十億人追求自由，而我們代表自由併為自由而戰。
羅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他的“四大自由”①賦予反法西斯鬥爭崇高的目的。杜魯門支援建立大膽而全新的架構，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這個架構將軍事力量與馬歇爾計劃結合在一起，以維護世界各國的和平與福祉。
像克林頓一樣，奧巴馬也想把自己與“我們代表並捍衛”的事業聯絡在一起。像克林頓一樣，在講述羅斯福、杜魯門及其繼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時，他再次證明了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確性。
然而，幾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贊同喬治？W？布什對這些故事的解讀。奧巴馬接著解釋說：“每個美國人的安全和幸福取決於國境之外每個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樣，奧巴馬以宇宙的觀點定義美國的目標。“美國的使命是，”他宣稱，“在全世界擁有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基礎上行使全球領導權力。”
奧巴馬之所以模仿克林頓的花言巧語，是因為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在塑造選舉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種抽象而平淡但最終讓人放心的現實觀，即接受美國是自由的講壇，伊拉克應當成為主權國家，上天號召美國發動全面反恐戰爭。其實，如同華盛頓共識的觀點，與這些情緒相左都是偏離了可以接受的觀點。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美國代表自由並在為自由而戰嗎？（6）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尼布林寫道：“善惡之間不可能有簡單的勝敗。”對比爾？克林頓、巴拉克？奧巴馬以及喬治？W？布什來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的行動推翻了這種主張。只要美國依然忠於自己的使命，他們的過去都是可以借鑑的，善良最終將獲得勝利。
這樣一來，意識形態成為大幅縮小政策辯論範圍的工具。不同意見很少能夠滲透進華盛頓權力中心。講原則的反對者，不管是舊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還是新平均地權者，都被排斥為小肚雞腸（即無法理解美國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無視美國面對的難以寬恕的邪惡），一直處在政治邊緣地位。
國家安全意識形態之所以持久，不是因為它從實證角度表達了可以論證的真理，而是因為它符合那些創造了國家安全機制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於其繼續存在的人的利益。這些人最應為美國政策日益愚蠢負責。
這些男人，還有一些女人，組成了自我挑選、自我維持的秘密團體，塑造（並濫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家安全政策。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一針見血地揭穿了這些“權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個相互聯絡的公司、政治和軍事董事會，這個論斷今天依然有效，只不過我們還可以作些補充，指出內線記者和政策智囊所發揮的作用，他們是最新共識的宣傳者、守護者和包裝者。蘭德公司、哈德遜研究所僱用的分析人員雖然算不上國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員，但是他們有利於這個秘密團體的運轉。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標準週刊》撰稿的專欄作者，在對外關係委員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忙著組織研究小組的研究人員，佔據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的政策學者，也是如此。
說權力精英指揮著國家事務，並不是說存在一個黑暗的陰謀，這只不過說明了華盛頓運轉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決策已經變成寡頭政治，而非*決策。決策過程不是開放的，而是封閉的，毫無疑問，享有特權的內部人士比那些無知的大眾說話更有分量。
米爾斯稱，這些權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員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國際現實界定為軍事鬥爭的傾向”。在米爾斯寫下這些話的20世紀50年代，的確是這種情況，今天更加如此。對政策精英成員來講，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只要有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