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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時，我看見殘疾人像個國王一樣坐在一張大床上，正津津有味地喝濃茶看電視，那臺黑白電視機里正在播出一部電視連續劇。老唐妻子也是個殘疾人，有一條腿不大方便。他們十四歲的兒子卻是個高大、結實和品學兼優的中學生，聽說還是個球迷。儘管殘疾人家庭沒有一件稱得上高檔時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卻能夠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一種溫馨、樸素和撲面而來的幸福氣氛。老唐回答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輛腳踏車，我愛人在福利工廠上班。我們生活還行。
我問他：你在境外打過仗，為什麼不能享受有關傷殘軍人的政策照顧？你難道不應該比現在過得更好一些嗎？
他看我一眼，沒有回答。我繼續說：是政府沒有出臺相關政策，還是政策不落實？
他苦笑著解釋說：你知道，下鄉那時我們都是中學生，頭腦一熱就去了國境對面打仗。如今這段歷史屬於非法越境，後果自負，所以我們不能享受傷殘軍人的政策照顧。
我叫起來：不管怎麼說，那是一段並不僅僅屬於你們個人的歷史啊！你們在為自己打仗嗎？為個人利益流血犧牲？
修車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點也不激動，然後回過頭去繼續看電視劇。但是我卻從他目光中感覺到有個沉重的東西“咚”地扔進我心裡。後來我聽見修車匠說：那邊回來的知青，活著就該知足了。你看我這個家，除了少雙腿，其他樣樣都不缺，這難道還不夠嗎？我還有什麼不滿意呢？
3。讀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進金三角並在那裡認識了境外老知青劉義、焦昆、曾焰、楊林等等，我把他們當作歷史的組成部分，即一群參與創造金三角歷史的知青遊子寫進《流浪金三角》一書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該書一經出版，即在海內外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讀者對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運抱有極大的同情和關注，又對三十多年前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插曲表示了某種難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來信中這樣問我：當年那些紅衛兵和知青為什麼一定要偷越國境去打仗？他們熱愛戰爭嗎？他們為什麼不珍惜和平呢？難道下鄉當農民就那麼可怕，比進行一場戰爭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嗎？
一位研究東南亞歷史的新加坡教授這樣謹慎地向我發來e—mail詢問：你的朋友到外國所進行的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侵略？還是國際僱傭軍？是國家行為，還是個人行為？有多大規模？人數有多少？
一位社會學者希望同我討論以下問題：你認為這是紅衛兵暴力傾向延續的結果嗎？文革時期的“世界革命論”同中華帝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什麼關係？紅衛兵運動是封建文化的產物嗎？這種文化對於你們這代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程序中有無影響？有哪些影響？
還有讀者問道：金三角的游擊隊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失敗原因何在？為什麼許多境外知青至今沒有返回祖國？他們在幹什麼？金三角毒品氾濫同他們有關係嗎？
如此等等，等等。
老實說，面對無數廣泛深刻的提問，我感到自己的經歷變得像紙一樣單薄蒼白，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段不該被忽略的歷史。北京一位編輯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應當考慮重新走進金三角，重新撿拾那些遺落在亞熱帶叢林裡的歷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個男人，大嗓門像炮彈一樣震得話筒嗡嗡響。他在電話那一頭說：我拜讀過你鄧先生的許多書，還有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氣地說，我認為《流浪金三角》裡的焦昆、劉義、於小兵、劉黑子並不能代表我們境外知青。他們是什麼人？是知青中的動搖分子，敗類，游擊隊的叛徒、逃兵。正是他們的可恥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業，他們是一群歷史罪人。可是千千萬萬的中國讀者透過你的書卻把他們誤認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這真實嗎？公平嗎？你知道成千上萬的境外知青是怎樣度過那一段槍林彈雨的戰爭生涯和青春歲月的？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讓我們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你的筆為什麼不去反映他們？他們捨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難道不值得今天的我們懷念敬仰？這種英勇鬥爭難道不是歷史的本質嗎……我相信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曲解，無論你是否無意，這都是一個無庸爭辯的事實，鄧先生你明白嗎？
我問他：能告訴我，你是誰嗎？
他說：我是誰並不重要。我是你的讀者，一個在境外打過二十年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