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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後，吳晗同志以軍代表的身份回到清華園，參加接管工作和後來學校的管理工作，但不久就擔負起北京市副市長的職務。1950年7月我接受中國科學院的聘約，北上北京到考古研究所工作，乘間到清華園訪友。那時吳晗同志已當上副市長，但仍住在清華園西院的舊式平房中。十年未見，他已老得多了，頭上添了幾根白髮，並且開始脫髮。但是他還是有那麼一股勁兒，甚至於可以說比從前更加朝氣蓬勃、精力充沛了。那時他很忙，家中接見來客時，幾次城內打來電話。我們只匆匆地說上幾句話，我就起身告辭了。臨走時，他說：不久要搬到城裡來住，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見面。不過我後來始終沒有去過他的副市長“官邸”，只在公共場合或會議上曾幾度相見。他除了副市長的工作以外，還擔任民盟領導工作。1957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全心全意地為黨做了許多工作，是很有貢獻的。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5）
自從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以後，他沒有大塊時間可以坐下來專心從事史學研究了。但是他仍抓時間、擠時間來讀書和寫作。他這時期內很少寫長篇的學術論文，但是卻寫下許多雜文、評論和札記，還修改或重寫他從前的著作。在領導史學研究工作方面，他是中國史學會的理事，又是北京市史學會的會長。他還親自領導主編過好幾種小叢書（“中國歷史小叢書”等），還主持過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後改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他真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而又有專業知識的領導幹部。我還記得1951年2月初，在一次新史學研究會上，大家討論了在中國科學院中應該籌建歷史（古代史）研究所的問題。會後郭沫若院長曾和鄭振鐸所長商量，打算將考古所歷史組劃出來，成立一個歷史（古代史）研究所，並且打算請吳晗同志來具體領導這個所的業務工作。後來考慮到北京市未必肯放他，這事就擱下來了。事雖未成，但可見他當時在史學界的聲望，大家對他的組織能力是有很高評價的。
吳晗同志在保管首都文物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重視出土的考古資料，認為“是最可靠的歷史資料”（《學習集》第282頁）。1955年他同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范文瀾、張蘇等同志，寫報告請示國務院，要求發掘十三陵中的長陵。後來決定先試掘定陵。鄭振鐸同志反對這件事，以為當時考古工作很忙，這些不急之務可以暫緩。我還替鄭作說客，知道吳晗是此舉的發起人，親自勸說他不要急於搞這項發掘工作。我說：“老吳，你還記得我畢業後改行搞考古的時候，曾經問過你：如果由你來選擇，你打算挖掘什麼古蹟。你不假思索地說：‘挖明十三陵’。但是現下你應該從全國整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角度來安排發掘工作。”他笑了，說記得有這樣一回事，但是還是堅持要發掘，先發掘定陵。後來鄭振鐸同志以主管全國文物工作負責人的名義打報告請示周總理。周總理接受鄭的意見，由國務院下指示，短期內不準再發掘古代帝王陵墓。吳晗同志也同意在定陵發掘後暫時不再發掘長陵，認為周總理的指示和鄭的意見是正確的。1965年9月，我還陪同他到元大都後英房發掘工地去參觀。這是一座儲存比較良好的元代民房遺址。我建議加以儲存，可以作為一個現場博物館。他同意了，還吩咐在場的市文化局的同志作計劃及預算。後來不到兩個月，反動文痞姚文元寫的黑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了，吳晗同志橫遭*。這儲存古蹟的事不再提起了。他想儲存的古蹟也遭破壞。
他的治學精神的另一特點是謙虛不自滿，樂意接受別人的意見。1959年9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海瑞》。其中有一段引《海瑞行狀》中的“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一句話。他譯為“他的本性是天賦的，大概讀的書和當時的人不大一樣”。我讀了後，寫封信給他，大意說：尊譯“時中”一語，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