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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學生以實際行動爭取*，有的要求政府確定“五四”為青年節，有的站在窗外的同學也把頭伸進來大聲疾呼。會場氣氛之熱烈，情緒之高昂，熱情之高漲，為幾年來所未見，一掃皖南事變後的沉悶氣氛。這次晚會成為聯大愛國*運動掀起新高潮的起點。吳晗、聞一多、張奚若等幾位教授，也是在這次晚會上，在廣大群眾面前，亮出自己的戰鬥旗幟，從此不斷地參加愛國*運動的群眾*，可以說是無役不預。吳晗和聞一多兩位先生更是參加了我們每一次示威*，成為和學生一起戰鬥最多、同學最信賴的老師。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李曦沐 追念吳晗先生（2）
吳晗先生不僅積極參加同學們的公開活動，他和昆明地下黨和地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青年同盟（簡稱“民青”）也有密切的聯絡，並共同商討運動中的問題。在校外，他同南方局派到昆明做龍雲工作的華崗同志以及楚圖南、周新民、李文宜等老同志有聯絡，參加了他們發起組織的西南文化研究會，後又參加了*同盟。在聯大校內，同地下黨負責人馬識途，後與袁永熙有聯絡，和“民青”的聯絡更密切一些。當時“民青”有兩個支部，第一支部同他聯絡的主要是洪季凱（後改名洪德銘）；第二支部同他聯絡的主要是許壽諤（後改名許師謙）和我。我們都是歷史系的學生。
在聯大讀四年級時要寫畢業論文，我的論文導師就是吳晗先生。由於同吳晗先生在政治活動中接觸較多，他知道我既在聯大上課，又在中學教書，還有些政治和組織工作要做，時間很不充裕，所以對我很寬容，給予很多照顧。畢業以後，我受地下黨派遣，去滇南*農村辦小學，做群眾工作，所以沒有參加“一二？一”運動，直到死難四烈士出殯前才回到昆明，先後在天祥中學和雲大附中教書，做地下黨和“民青”的工作。這期間，和吳晗先生仍時有過從。下鄉前和回昆後都曾去看望過他和聞一多先生。他們兩家人住在同一院內的斜對門，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吳先生家的牆上掛著聞先生用篆體字給吳先生寫的條幅，上聯“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上款是“辰伯兄補壁”，下款署“一多”，生動地反映了兩人的親密關係。那時在昆明街頭已經出現特務們的大字報，稱吳晗先生為“吳晗諾夫”，稱聞一多先生為“聞一多夫”，暗示他們是拿蘇聯盧布的紅色分子，陰謀以此給加害他們製造藉口。後來聞先生終於慘遭殺害，吳晗先生因為離昆較早才倖免於難。
聯大於1946年“五四”結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平津覆校，聯大師生分批北返。雲南地下黨省工委書記鄭伯克同志同我談話說東北解放了，我是東北人，要我回東北工作。於是我同聯大最後一批北上的同學一起，於7月11日離開昆明。途經上海時，我去吳晗先生的弟弟吳春曦先生家看望了吳先生，他聽說我要去東北，又知道我申請讀清華研究生已獲批准（聯大有規定，四個學年各門課程的分數總平均超過85分的可申請入三校的研究院作研究生），就說要我留在清華，幫助他工作。我說自己在學校“已經紅了”（即在政治上已經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堅持，告訴我閆寶航先生正在上海，準備搭蘇聯船隻去東北解放區，最好能與他同行。他介紹我去找了閆寶航先生，閆先生說什麼時候走還不一定，於是我繼續同聯大復員同學一起到了北平。路過南京去*代表團轉組織關係時，錢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後，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書長。當時軍調部國共雙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飯店，內外都有特務監視，根本無法與我方人員聯絡。這時我想到吳先生已到北平，一定會與我方人員有聯絡，於是找到他。他介紹我去找了劉清揚先生，經劉聯絡，徐冰同志接見了我，我才又和黨組織取得聯絡，得到指示，去了東北。
北平解放時，我在旅大高階師範學校任校長，1949年春，到北京招聘教師，同時參加全國教育工作者會議。會上見到了吳晗先生，他非常高興地領我到北京飯店他的住處，在那裡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頓午餐。後又到清華園他的家裡去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經康復，容光煥發，吳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感到解放在他們兩位身上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直接效果，心中非常高興。1950年年末，我調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吳晗先生到了大連，市委書記歐陽欽同志請他吃飯，要我這個學生給老師作陪。以後到北京開會，在北京飯店理髮室又見到在那裡理髮的吳先生，我說常見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他說雖然忙，以後還要寫下去。此後就沒有再見到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