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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代受到中國人民的唾罵而遺臭萬年。
寫於1983年9月21日（中秋）
（原載《吳晗紀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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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沐 追念吳晗先生（1）
吳晗先生是我們西南聯大歷史系的教授，在西南聯大和昆明的愛國*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們敬愛的老師。我在西南聯大學習四年，師生之誼最深的就是吳晗先生和聞一多先生，主要不是在課業研修方面，而是在政治活動方面。今年是吳晗先生誕辰100週年，“*”中被*致死40週年。緬懷吳先生，不由得想起親聆吳先生教誨和與吳先生接觸交往的一些往事。
吳晗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是明史專家。他在西南聯大不僅講授專史，還講授全校各院系一年級學生的共同必修課中國通史。我在1941年下學期入校讀一年級的時候上的中國通史課就是吳先生講授的。吳先生不僅向我們傳授歷史知識，還常常在講課中聯絡現實，借古諷今，抨擊當時國民黨統治的*，表現出強烈的正義感和政治激情。給我們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是在聯大發生倒孔運動前的一堂課。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軍攻佔香港，當時，包括聯大教授、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內的一批名人，如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都無法及時撤離；而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卻壟斷中航公司的飛機搶運他的私人財物，甚至把他家的洋狗也運回重慶。重慶《大公報》於12月22日發表社論《擁護政治修明案》，透露了孔祥熙用飛機運洋狗之事，輿論大譁，吳晗先生對此十分氣憤。他在給大一學生講的中國通史課上尖銳地抨擊此事，說中國古代有“蟋蟀相公”，現在又有“飛狗院長”，把孔祥熙和南宋的賈似道、南明的馬士英這兩個奸臣聯絡起來，更激起同學們的憤慨。1942年1月6日，聯大住在昆華中學的一年級同學首先行動起來，發起示威*。他們走到新校舍校本部後，二、三、四年級的同學也參加進來，上千人一起走上街頭。後來，住在拓東路的工學院同學也前來匯合，沿途又有云南大學和一些中學的同學加入，形成浩浩蕩蕩的隊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貪官汙吏”等口號，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了三四個小時。*後，全市各大中學校紛紛停課，聯大、雲大學生自治會都發表宣言，發出通電，聲討孔祥熙。在貴州的浙江大學和在四川的武漢大學的同學也積極起來響應。這就是當時在整個大後方產生了很大政治影響的“倒孔運動”。吳晗先生對這次運動的發動是投了一把火的。
吳先生進一步公開和同學走到一起的標誌，是1944年5月3日晚聯大歷史學會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25週年晚會。1941年皖南事變後，整個大後方籠罩著白色恐怖，昆明雖然好一些，但也在這個陰影之下，倒孔運動活躍了一陣以後又歸於沉寂。1944年春，抗戰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4月下旬，日本侵略軍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攻勢，一個月內鄭州、許昌、洛陽相繼失守，繼之湘北日軍南侵岳陽，前線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聯大學生憂心如焚。在此之前，這年3月，國民黨政府宣佈取消“五四紀念節”，以黃花崗起義的3月29日為青年節，也引起同學們的強烈不滿。那時，我正被同學選舉擔任聯大歷史學會主席，同室好友、聯大地下黨支部書記馬識途（在校時名為馬千禾）找到我（在校時我名叫李曉），建議我們歷史學會在紀念五四運動25週年的時候舉辦一次時事晚會，並指名讓我們請吳晗、聞一多、張奚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幾位教授參加，發表講演，當然還要請上我們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按照老馬的意見，我們提前幾天貼出海報，宣告5月3日晚在聯大最大的教室南區10號舉行紀念五四運動25週年晚會，歡迎同學參加。結果來的人出乎意外的踴躍，能容幾百人的教室擠得滿滿的，連室外也站滿了人，會議中途下大雨，聽眾也不肯離去。會議由我主持，請幾位教授講話。周炳琳、聞一多先生講了自己親身參加五四運動的經過。張奚若先生把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作了對比，說“五四”是一場思想革命，它的價值遠在辛亥革命之上。吳晗先生以“五四”精神講到當前青年的任務，提出要打破思想上文化上的束縛，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束縛。因為有的教授在發言中說學生的天職是讀書，過問國家大事，不免幼稚，容易衝動，是國家的不幸。聞一多先生又起來痛加批駁，並表示自己願意“裡應外合”和同學們一起來摧毀毒害我們民族的封建思想。同學們也慷慨激昂地爭相發言，表達了對時局的焦慮和對現狀的不滿。有的建議通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