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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心喪，憶辰伯師（4）
遷到落索坡後不久，可賣的書已經賣盡，生活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弟妹們都在城裡上學，常住鄉間的唯辰伯師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時還僱請了一位村裡的婦女幫忙。一兩月後，因無力支付工資，只好辭退。於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護理，以及日常生活的運水擔柴、買菜烹飪、洗滌灑掃……都由辰伯師一人獨任之。除星期日弟妹歸省，可以小休外，別的日子，他總是從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繼晷，夜間在如豆的菜油燈下，繼續脩潤抄繕《由僧缽到皇權》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總把新寫成的稿子給我讀。雖然過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麼爽朗，談笑風生，毫無愁容。1940年，我將畢業於西南聯大。畢業論文導師張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語所去看書。史語所在龍頭村，距落索坡幾華里。所中沒有寄宿之處，辰伯師就讓我住在他的書齋裡，住了整個寒假。他自己移到臥室裡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歸，歸來，他常和我挑燈而談，有時甚至談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書的時代問題和自己對這問題的想法向他質疑。他說：“你沒有看《四庫提要》吧？那裡已經談到了。”我說：“沒有。因為當時懶於為此跑一趟圖書館，後來又忘了。”他說：“這書，你應當有一部。這是進入史籍寶庫的津樑門徑，案頭必備。我早就向你談過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嗎？”第二天，他進城到雲大授課。傍晚歸來，一肩挎著一個帆布袋，全是書。他取出一包，遞給我，說：“這是買送給你的。”我開啟一看，原來是一部萬有文庫精裝本《四庫提要》，而且已經題了賜贈的字。頓時，我感到一陣莫名的難過。一來我並非無力購置這書，可是一直沒有買，說明我對他的教導沒有認真領受；其次，讓他從城裡揹著這書，徒步走二十多華里，多不應該！又其次，他手邊那麼拮据，還為此破費，能受之無愧嗎？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覺得無限的感激和不安。
這年暑期，清華要辰伯師回去，於是他辭了雲大之聘到西南聯大去任教，開一年級的中國通史課。行將開學，學校決定在四川敘永設分校，新生到那裡去報到上課。這麼一來，他就得到敘永去。因此，中秋過後，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將母親送回家鄉，同時辰伯師和袁震同志候車首途入川。啟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著一堆書向我說：“這些書不帶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隨便處置吧。”後來我揀了幾種，把其餘的分送給同門。在我留存的幾種中，有一部是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我帶回，在扉頁上寫了“辰伯師贈”四個字。哪知因此，時過二十多年以後，在“*”中，這部古書竟成了我們師生之間“黑線聯絡的罪證、物證。”真是“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辰伯師在敘永教了一年，學校變計，撤銷分校，師生全部來昆。那時，我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龍頭村。辰伯師返昆前給我來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當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間。可是他到昆後，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醫，結果竟未能去住。後不久，我因張蔭麟先生之召，赴遵義浙江大學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為止，可以說，是我從他受業的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就辰伯師而言，不過是他對後學教誨獎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對我而言，卻是我一生中難得的際遇，是我確立為學從業的決定性關鍵時期。在親炙他以前，面對史學煙海，我“望斷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學的領域那麼廣闊，何去何從，自己連方向也不能辨。至於學習過程完結後，究竟幹什麼，更無從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帶著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練基本功，教我從張蔭麟先生學宋史，教我爭取考研究生，教我畢生從事教學工作。尤其是他的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樣打發自己的一生。我雖然沒有違揹他的教誨，始終堅守在教學和研究的崗位上，但卻沒有能夠實現他的期許，作出應有的成就和貢獻。“*”中，音書杳絕。關於他的存亡，道路傳聞，無法確知。1978年冬，路過北京，才確悉他已經被*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會舉行有期，我趕往北京，參加了這個莊嚴肅穆的會，稍攄了我的無限哀思。然而這哀思怎麼能攄得盡呢，心喪將永無盡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