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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提出了從吳晗飲酒誤事想到其他領導同志切莫飲酒誤事的建議。聶總看了信很高興，稱讚吳晗有位好夫人！這是袁震同吳晗結婚後唯一的一次“干預外事”。
陳鬱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吳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階知識分子。他們之間友誼很深。陳鬱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間，吳晗經常邀我們一起去玩，他們談笑風生，詼諧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們說，你們兩位是不是算得上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典型？！吳晗風趣地說，他這個工農分子留過學、當過技師，知識化了。可惜我這個知識分子還沒有徹底工農化！
1969年，吳晗夫婦先後不幸去世了，兩個人去世的時間前後只隔六個月！他們結合於顛沛流離之中，死亡於沉冤未白之時，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難夫婦，言之令人泣下！
吳晗和袁震在戀愛、婚姻上表現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華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來，在神州大地上發生過多少萬代傳頌的忠貞愛情故事！吳晗、袁震夫婦與前人相比，不但毫無遜色，而且還閃耀著前人所沒有的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光輝！
（原載《羊城晚報》1982年9月11日）
李埏 心喪，憶辰伯師（1）
七七事變，我離開北平，間關南下。9月初，自香港乘船趨海防，取道河口回滇。9月，在北國已經是涼秋了，可是南海上還炎熱得很。我坐的又是煉獄似的“統艙”，更令人難耐。因此，一上船安頓好床位，我就帶著一壺水和在香港買的一冊英國小說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書看得入神，忽然，有一個人在我的旁邊駐足停下。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一位三十來歲，個兒修長，架著一副銀邊眼鏡，穿一件白綢大褂的斯文人。他見我看他，就把我手中的書接過去翻了一下，和我談起話來。他問我是不是一個學生，是不是學文學的。我回答我是學歷史的。他就說：“這船上有一位歷史學家——吳晗先生，你認識嗎？”我說：“我讀過吳先生的文章，多次聽到師友談及他，卻沒有見過。”他接著說：“你要不要見見吳先生？要見，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見吳先生，於是跟了他到二等艙去。這位熱情而和藹的先生，原來是文學家施蟄存先生。
艙房裡，像今天火車上的“包房”那樣，有兩張窄窄的床。辰伯師正坐在一張床上，看著一本書。施先生一進門就說：“吳先生，這是一個學歷史的學生，回雲南去的。我帶他來看你。”辰伯師放下書，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讓我坐下，開始和我談話。
我過去從他那老練的論文中把他想象為一位年紀並不很輕的學者，可是一見面，原來還是一個青年呢。他那時才29歲，只比我長6歲。我像往常對老師那樣，敬謹地面向他坐著，問什麼答什麼。可是他熱情似火，才一相接，就令我強烈地感到，他是那麼爽朗，那麼和藹，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從這時起，一直到昆明，我總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訴我，他和施先生是應新任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之聘，到雲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變前已接受了聘書，因戰爭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時才去昆明。關於熊先生出掌雲大之事，我已經知道。這學校原是唐繼堯創辦的私立東陸大學，師資不足，規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來呼籲整頓擴充。這一年，龍雲、龔自知等決定把它改為省立雲南大學，聘熊先生為校長，一切按照外地國立大學辦理。熊先生受命後，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選了許多學者，聘為教授。辰伯師、施先生就是其中的兩位。辰伯師原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堅約，清華大學同意讓辰伯師請假到雲大去，所以在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師很健談，又精力充沛。幾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談，誨我不倦。記得，最先談的是戰局。我告訴他我所目擊的日寇進入北平的情景。他聽後憤慨無已，激昂地說：“哼！東北淪陷，不抵抗；華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節節進逼，沒有止境。看來，南京、武漢也將為北平之續。蔣介石只顧打內戰，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著，他引古證今，縱談起歷史來。大意是，從歷史上看，以弱御強，只有武裝民眾一法。當他談到宋朝的時候，卒然問我：“你知道宗澤嗎？”我說：“知道一點，在《宋史紀事本末》裡看到他守汴的事蹟。”他又問：“你知道他是哪裡人？”我說：“不知道。”然後他說：“宗澤是浙江義烏人，和我是同鄉。他之所以能抗擊金兵，堅守汴梁，原因就在於他聯合並領導廣大義軍。宋朝的禁軍那時已經完全喪失戰鬥力，只有義軍才能抵抗。”於是他講了許多故事。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