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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舊史學還根深蒂固，這股勢力不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物件，都是和封建史學一脈相承的。二是所謂“新史學”，即提倡仿效西方國家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這部分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史學。三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歷史，這隻有少數進步史學家在進行探索，並開始出現了一些成果。吳晗的歷史觀，基本上屬於第二類，即所謂“新史學”。但在某些方面開始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最能說明吳晗當時歷史觀的是1935年4月30日，吳晗為天津《益世報》的《史學》專刊寫的發刊詞，在這篇《發刊詞》中，吳晗宣佈：“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當是屬於社會的、民眾的。”這就是吳晗提出的“新史”的主要含義，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史學》專刊發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農民、農民戰爭和匠戶的，研究帝王將相的文章為數很少。這多少包含一些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認識。
但是，研究物件的轉移，儘管在當時屬於進步的潮流，但它卻不等於已經是完全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歷史了。吳晗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由於幼年時家境困難，我自然對農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滿意，對農民同情。無論是我的第一篇論文《西漢經濟狀況》——那時候還根本不知有馬列學說，還有1932年寫的《明代之農民》、《明末的仕宦階級》和1947年寫的《朱元璋傳》，對農民痛苦總是詳言之，對農民革命則寄予無限地關切和嚮往。”（《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這段話說明吳晗對農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例如，在《明代之農民》一文中，就尖銳地揭露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文章指出，“科斂之害，甚於虎狼。”農民除向國家交納田賦和服力役之外，“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吳晗同情農民，但農民的出路何在？他並不知道。就在《明代之農民》這篇文章裡，他在詳盡地闡述了農民的痛苦之後，卻寫了這麼一段話：“鄖陽一帶多山，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從此不再有任何壓迫，也不再有任何負擔，自耕自食，真是農民的理想生活。”
其實，在封建社會里，經常出現這種農民逃匿山林的現象。這些逃匿的農民，即使暫時安定下來，為時也不會長久的，外來或新產生的地主，照樣會來壓迫、剝削他們。那種“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在封建社會是不會出現的。這說明吳晗雖然同情農民，卻不瞭解階級鬥爭的規律，自然也不可能替農民找到一條擺脫困苦的出路。到1940年以後，吳晗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他認為在困難當頭，專攻支離破碎的考證是沒有用的。當他走上抗日反蔣的道路時，也就把研究歷史和現實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反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和昆明的*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他的歷史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40年代，吳晗在《論晚明“流寇”》一文中，就不再認為封建社會的農民有“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了，而是明確地指出：“地主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財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勢力，加速地加重地剝削和壓迫農民，吸取最後一滴血液。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