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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開始，皖南事變後聯大和昆明市一度萬馬齊喑，空氣沉悶，活動沉寂的局面開始發生變化，疏散到外縣的同學陸續回來了，各種活動又陸續開展起來。最初是各種形式的讀書小組，各種名目的壁報社，後來就發展到成立全校的壁報聯合會；開始時是各種興趣不同的社團，最後透過*選舉把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從三青團控制的學生手上奪了過來；開始時是各系或各社團開小會，分散地、單獨地活動，後來發展成為跨系別、跨社團的大會，最後甚至是跨學校，全市性的幾百人、幾千人的大會；開始時只是開開會，請幾位教授先生作些演講罷了，後來發展成為不僅開會還要發表宣言、宣告，舉行*，甚至是幾千人、上萬人的*，“一二？一”四烈士出殯時參加的群眾竟達三萬人左右。這是歷來學生運動中從來沒有過的。
所有這些活動就其實質來說，是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專制*統治、爭取*的鬥爭，當時人們習慣於把這一斗爭，簡稱*運動。其中起帶頭作用的是西南聯大，聯大是名副其實的*堡壘。
出現這樣的政治局面，首先，主要是*地下黨認真執行了*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和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南方局提出的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社會化、職業化、合法化）的方針。這是決定性因素。
其次，是當時以雲南省主席龍云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的支援。蔣介石一心要想吃掉龍雲，因而龍蔣矛盾極深。解放後龍雲曾經說，抗戰期間在昆明的愛國*人士很多，他和西南聯大的教授經常接觸、交談，“談到國家大事，所見都大體相同。對於蔣介石的集權*統治，大家都深惡痛絕……所以，我對昆明洶湧澎湃的*運動是同情的”（轉引自鄭伯克《白區工作的回顧與探討》）。龍雲這個話是符合實際的。華崗就是應龍雲的要求派到昆明的共產黨代表，我們黨的地下電臺就設在龍雲的小車庫房裡。同學們的許多重大活動事先都由華崗向龍雲打了招呼，徵得了他的同意。實事求是地講，如果沒有龍雲，昆明那時的*運動不會有那麼大的發展。
聞立雕 從“鳥獸”橫幅淺析吳晗、聞一多的友誼（2）
再次，就是民盟雲南支部的密切配合與合作。民盟雲南支部最初主要是在聯大和雲大高階知識分子中發展了一些盟員。雲大那邊有楚圖南（黨員）、尚鉞（黨員關係中斷，尚未恢復組織關係）、潘大逵、馮素陶等。聯大方面主要是聞一多、吳晗、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聞家駟等，他們團結中間勢力，爭取和分化右翼勢力，在*運動中發揮了很好的配合及促進作用。以聯大為例，“一二？一”運動期間教授會發表的幾個重要文告和“停課七天”的決議就是他們鬥爭和工作的結果。
其中《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軍政當局侵害*自由事件抗議書》、《為此次昆明學生死傷事件致報界之公開宣告》以及《呈重慶實驗地方法院告訴狀》等三個文告和第四次教授會關於“自即日起本校停課七天，對死難學生表示哀悼，對受傷師生表示慰問，並對地方當局不法之橫暴措施表示抗議”（可謂“停七、三表示”），“委託校務會議招待中外新聞記者，並以書面說明此項事件真相”，“促法律委員會加緊工作，務期早日辦到懲兇及取消非法禁止*之命令”（《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會議》，清華大學檔案館藏）等幾項決議都很重要，都譴責了反動派，同情和支援了學生的鬥爭，對運動的發展都很有利。
“停課七天”的決議是經過激烈的辯論甚至是鬥爭才取得的。看看朱自清先生的日記，和姚從吾（聯大三青團主要負責人之一）事後給陳雪屏（三青團中央直屬西南聯大分團部幹事長）的信就可略知辯論與鬥爭的激烈程度。聯大教授的政治態度跟中國社會的通常情況差不多，也是兩頭小中間大。那天贊成罷教的既有民盟的教授，也有張奚若這樣的無黨派人士和周炳琳（枚蓀）、楊西孟、賀麟（自昭）等國民黨左派人士，但加起來總共也只有十幾個人，大約只佔教授總數的四分之一。
那天的辯論很激烈，朱自清在日記裡寫道“會議氣氛相當緊張”，緊張到“有分裂的兆頭”，辯論的時間長達六個小時，“我疲憊不堪”。姚從吾在信中說：“教授會精彩緊張，可謂空前。一多自稱反對政府，枚蓀（周炳琳）發言也力量大增，幾乎受全場支援。端升表現的最糟。奚若仍是罵人老套。他們竟真把枚蓀烘托成正義派了……吳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實毫無能力……”這場辯論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持續的時間很長，後來楊振聲、湯用彤提出了周炳琳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