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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廣大同學的熱烈歡迎。他們秉性剛直，疾惡如仇，無私無畏，在群眾中都享有很高的聲望。當然，聞一多原來就是享譽海內外的詩人和學者，加上年齡上的原因，其聲望和影響較之吳晗更高、更大一些。
然而，如果就思想之進步而言，吳晗又早於聞一多。吳晗的夫人袁震女士及其姐姐袁溥之早在大革命時期思想就很激進，她們都是*建黨*董必武的學生，都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過罷課*等革命活動，後來袁溥之就是透過董老去延安的，而袁震也一直同董老保持著聯絡。1941年吳晗從四川敘永回昆明時，就曾同袁震一起專程到重慶拜訪過董老。董老對他講了抗戰形勢，介紹了延安的情況，對吳晗以後思想的重大轉變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因為有這樣一些因素，吳晗的思想自然覺醒得比較早，常在課堂上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抨擊國民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時，大批社會名流、知名人士買不到飛機票，撤不出來，孔祥熙的家屬卻公然不顧他們的安危，獨霸最後一架飛機甚至連洋狗都運了出來。這件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昆明聯大同學自發憤怒地湧上街頭，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倒孔*”，當時不僅進步同學參加了，連三青團中一些正直的同學都參加了。吳晗氣得在課堂上把孔祥熙與南宋滅亡前的“蟋蟀宰相”相比，嚴斥孔是“飛狗院長”。而那個時期聞一多的思想還停留在“前方將士流血犧牲，我們在後方吃點苦是應該的”階段。
不僅如此，聞一多後來加入民盟，也是吳晗先走了一步，而後動員他，並介紹他加入的。
1943年冬和1944年春聞一多拍案而起，不但大受廣大青年同學的歡迎，而且引起了昆明*地下黨同志的注意，有的認為這是好的苗頭，應該熱情支援，引導他繼續前進。有的認為他曾經熱心倡導國家主義，一度曾持*立場，後來又長期不問政治，現在發表點針砭時弊的言論，並不意味政治態度根本改變，懷疑支援和爭取他這種人恐怕沒有多大意義。周恩來同志得悉上述情況後，指出像聞一多這樣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是反抗的，他們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們在學術界，在青年學生中，還是有廣泛的社會聯絡和影響的，所以應該爭取他們，團結他們。1944年夏，華崗從重慶彙報工作回昆明時，恩來同志寫了一封親筆信帶給昆明的同志。從此，昆明黨內同志的認識統一了，積極採取爭取聞一多的工作。
恰好此時中國*政團同盟（後改為中國*同盟）派周新民、李文宜、羅隆基來昆明建立民盟地方組織。周、李二人均系受*之委派協助民盟中央工作的同志，其中李文宜是袁震在中學裡一起罷課*，搞革命活動的同學。透過這層關係，李文宜認識了吳晗，並且很快就把吳晗發展成了盟員。接著，他們又請吳晗去爭取聞一多。
聞立雕 從“鳥獸”橫幅淺析吳晗、聞一多的友誼（6）
那時，聞一多接受昆華中學的聘請到該校任高中語文教師，全家已經從司家營搬到了昆華中學院子裡的一座小樓上。一天晚上，吳晗突然登門造訪。談話之初，聞一多因為與吳素無來往不免有些出乎意料和詫異，態度比較謹慎，僅僅以禮相待，聽的多，說的少。但是，吳晗卻不然，他久聞“聞一多”之大名，近年來又見他拍案而起，振臂疾呼，內心十分高興和欽佩，談起話來激情洋溢，短促有力，口若懸河，有愛有憎，漸漸地聞一多也被他引入了角色，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從國際到國內，從政治到經濟、文化，有喜有笑，有怒有罵，越談越投機，大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之感，時間不知不覺已過午夜，話猶未盡。從那以後兩人的思想和工作就都結合在一起了，並且頻頻並肩出現在戰鬥第一線了。
其間，吳晗談到加入民盟的事，聞一多最初受“君子不黨”的思想影響，以及聽說民盟內還有某某一類的人，因而不想參加。後經吳晗耐心地解釋，個人反覆思索，終於想通了，認識到“國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來救火，不管什麼人都是一樣，都可以共事”。於是，他也加入了民盟。
加入民盟這件事對聞一多來說，意義極大，首先，它表明聞一多的活動從個人活動進展成為了有領導有組織的活動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入盟意味著聞一多同中國共產黨發生了聯絡，這對他以後的發展方向和道路選擇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吳晗拉著聞一多或者說推著聞一多在人生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三 “鳥獸”橫幅意味著什麼？
吳晗後來回顧這次“不俗的夜訪”說：“當你作新詩人的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