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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鬼是也。你說，這種情形下，我怎麼能夠“著作等腰”呢？
但我畢竟還是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作品。儘管懷疑主義情緒如同迷霧一般無處不在，但我每天還是要在那迷霧中穿行。帕斯捷爾納克說：“我寫作，因為我有話要說。”他講得真好。“有話要說”這個偉大的動機，幾乎會在每個作家的寫字檯前閃光。但對這個時代的寫作者來說，更重要的可能是要說出自己的話，以自己的方式說出自己要說的話。這很難啊，它需要激情、勇氣和學識，也需要作家在想象力、表現力和認知力方面進行嚴格的自我訓練。攔路虎很多啊，每一隻攔路虎都可能把你吃掉，吃了以後人家吐不吐骨頭你都不會知道。但我還是寫下了這麼多作品。在午後時分，如果那迷霧尚未散去，它就會延續到深夜甚至黎明。時光漫長，與其等著給攔路虎吃掉，還不如趁著大霧瀰漫穿越密林。如果能夠僥倖逃生，那當然很好。如果無法逃生，我畢竟也做過逃生的努力，這總比坐以待斃要好一些吧？
所以，我還在寫。
對話李洱
傾聽到世界的心跳
魏天真 李洱
魏天真（以下簡稱魏）：第一個問題是關於“60年代出生”的，但願我不會被人認為是思想懶惰甚至神經麻痺。我並不認為用年代來把許多作家編排進一個群體的做法是恰當的。但“60年代出生”是例外。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和他們前後的人相比，很不同的。不是說誰坎坷誰平順、誰豐富誰貧乏因而誰高誰低誰優誰劣的問題。這一個年齡段的人剛發矇或正讀小學時，是讀語錄的高潮時期，在其他年代，一個小孩很可能因為能誦讀詩書或者單背唐詩而受讚賞，60年代的小孩受誇獎的程度要根據他背誦“毛主席語錄”的情況來決定。一個孩子的心靈純如白紙，本來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我們的白紙上寫滿了語錄，很多語錄深深烙刻在心裡。成年以後我發狠地讀古詩背古詩，想擠佔一點語錄的位置，但古詩忘得快，好像浮在語錄面上的粉塵，一陣風就吹走了。這樣的經驗肯定會作用於一個喜愛文學的人。您怎麼理解60年代出生的作家這個群體？
李洱（2）
李洱（以下簡稱李）：用出生年代來劃分作家，其實很常見，國內國外都有。一來省事，談論起來方便；二來也確實可以說明一些問題，比如童年記憶對寫作的影響。但問題是，寫作最講求的是差異。相近的童年記憶，在不同的作家筆下，呈現出何種不同的面貌，為什麼會有這樣那樣的不同？差異，也只有差異，才能把個人從群體中分離出來，寫作也才有了意義。
當然，我承認，60年代出生的作家，因為成長背景大體相同，所以他們的寫作肯定是有共性的，就像中國作家區別於美國作家，是因為各自都有一定的共性。具體說到60年代作家，我想；不妨把他們說成是“懸浮的一代”。與上代作家相比，他們沒有跌宕起伏的經歷，至少在90年代之前，他們很少體驗到生活的巨大落差。不過，他們也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變革。這個變革就是某種體制性文化的分崩離析，但與此相適應，某種美好的烏托邦衝動也一起消失了。這個變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他們的青春期前後！而他們的世界觀，正是那個階段開始形成的。對於如何理解這一代人，我想這是一個關鍵點。
我想，他們的腦子裡，很少有此岸與彼岸的概念，思維方式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不是二元論的。與下一代作家相比，他們與商業社會有較多的隔膜，有牴觸，有憤怒，有妥協，也有無奈。對主流的意識形態，他們不認同。同時，對於反主流的那種主流，他們也不認同。60年代作家，有“希望”，但沒有“確信”；有“恨”，但“恨”不多。身心俱往的時候，是比較少的。他們好像一直在現場，但同時又與現場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對各種臨界點、介面，有較強的適應能力。他們的感覺、意念、情緒、思想，有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懸浮在那裡，處於一種“動”的狀態，而這種“動”，很多時候又是一種“被動”。90年代中期，我寫過一篇小說，題目就叫《懸浮》，當時我試圖透過一個較為複雜的情愛故事，來表達我對這種狀態的感受。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篇小說，但它卻很少有人提起。這足以說明，我的這種看法，其實並不被很多人接受。
還有一點，我想多說兩句。如果再細分的話，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實也有前後期之別。這一點，別的人可能不清楚，但這一代人都有體會。舉個例子，“*”歌曲、樣板戲，我就不會唱，而比我大上幾歲的人，卻是張口就來，溜得很。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