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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如此。
周：您的作品，如果要貼標籤的話，第一個標籤是“底層敘事”，第二個是“鄉土文學”。
陳：我還聽說，我的作品被稱為打工文學的最重要代表（笑），比如《太平狗》，講的是一個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故事。因此被人稱為最優秀的打工文學，在《中篇小說選刊》2006年第2期就有這麼一篇文章。
周：不僅如此，其實您在底層敘事上早就做出了探索。您的長篇小說《失語的村莊》，很有特色。您能不能談一談這部長篇小說？
陳：這部小說也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但我自己還是很喜歡的。我感覺到這樣一種寫作方式，我現在是很難進入了。寫得那麼沉醉，寫人的內心，大段大段地描寫人的內心，我自己還是花了很多心血的。這部小說寫人的貧困、人的內心，還有那種語言的基調，以及我內心想表達的東西，都和現在的小說有很大的關係。
周：我覺得這部小說在藝術探討上也是走得比較遠的，您覺得呢？
陳：是啊。
周：在這部小說裡，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每個人說話都是用自己的內心來說，恰恰小說又名叫《失語的村莊》，您要讓村莊說話，怎麼說？每個人用自己的內心說，這種視角具有很深遠的探索意義。在我們的印象中，農村題材的小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沒有人用這種敘事模式寫過，在這一點上，這部小說非常有探討價值。
陳應松（13）
陳：我在《世紀末偷想》中，有幾處寫到了失語，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對這部小說的回應。失語是一種生理現象，但它也是一種時代疾病。不光是城市人失語，農民更失語，他們沒有說話的地方。
周：現在還是失語的。
陳：對，他們是沒有話語權的，最沒有話語權的是農民。文學界討論什麼“底層敘事”，說底層敘事，那麼底層能不能自己敘事呢？不可能的。他們本身就是處於失語狀態，我們說底層敘事，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代替底層來敘事，幫他們敘事。你能讓那一群書都沒讀過，生活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農民去寫小說？不可能吧。甭說是寫小說發表，就是寫一封信給縣裡、報社，也沒人理他們。知識分子是很可笑的，而且迂腐，討論底層自己寫自己，除非是江青，搞小靳莊，人人賽詩，這證明是個鬧劇。失語是我們時代一個巨大的精神疾患，在《失語的村莊》後面有個後記，對這個問題談到了一些。
周：能談一談外國文學對您的啟迪嗎？哪些外國作家是您比較欣賞的，他們對您有沒有一些啟迪和影響？
陳：我欣賞的基本都是外國作家，中國當代文學的小說我不是太喜歡，主要是受外國文學的影響。像我們這一代作家，包括後面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生的作家，都受過外國文學的影響。我受中國文學的影響真的是很少，在現代作家中，除了魯迅外，其他對我幾乎沒有影響。我主要是喜歡拉美和法國作家。拉美文學主要喜歡魔幻現實主義，法國文學則是自然主義對我影響最大。
周：一般意義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主要是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您如何來看待現代主義文學？它和自然主義文學的差別在哪裡？
陳：我現在覺得現代派作家很輕，並不是我狂妄，瞧不起他們，絕對不是這樣，而是覺得他們寫得很輕。而自然主義寫得很重，分量很重，他們寫一種堅實的生活。像吉奧諾的《龐神三部曲》、卡里埃爾的《馬鄂的雀鷹》以及別的作品，他們會告訴你什麼叫真實，什麼叫現場感，他們寫實寫得非常實在。比如卡里埃爾寫那種山區生活，四季的景色，是十分沉醉地寫的，細得不可再細，那種功力讓人折服。但這種寫實又不像法國的另外一批作家，像巴爾扎克寫這個房子，就寫這個房子有些什麼東西，一件一件道來，有些囉唆，甚至索然無味。自然主義不這樣寫，他們寫得很詩意，語言很有味道，很有象徵和寓言色彩。比如“秋天紫色的風”，“放蕩、下流的烏鴉”，“在雨燕的鞭子一樣的尖叫聲中”，“在這深邃、清澈的天空中，人們的慾望會越走越遠”……總的看來，自然主義文學強調的現場感、真實感，以及詩意的語言和有意味的形式對我的文學創作的影響很大。因此我很喜歡左拉、卡里埃爾、吉奧諾等自然主義作家。
周：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對您的啟發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對我的啟發主要是他們的魔幻色彩和寓言性質。那種魔幻色彩正好契合了我對神農架的感情，神農架本來就是一個很魔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