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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坤沙被人栽贓陷害。他雖是毒販，並不是外面傳言那樣，他做了許多好事，造福撣邦老百姓。這次向緬甸政府投降，換取政府向撣邦自治作出重大讓步，也可以看作是某種自我犧牲，不然他本來可以穩穩當當享福，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最富有的富翁之一。
我覺得有些啼笑皆非。難道我冒著危險，不遠萬里跋涉而來，就是為了尋找這樣一個救世主麼？
關於坤沙向政府投誠的原因眾說紛紜，據劉舟所言，他與張蘇泉女兒張××女士一直保持較為密切聯絡。他說，一是張家軍內部權力之爭，張蘇泉重用漢人軍官，引起撣邦軍官強烈不滿，以至於發生多次內訌、叛亂和譁變，直接導致張家軍衰落。二是與佤邦軍作戰不勝，節節失利。三是國際禁毒壓力增大，難以為繼等等。還有一個重要的個人原因，坤沙年事已高，身體患病，所以很難說哪個原因起了主導作用，當然也很難說哪個原因沒有起作用。
我個人傾向於認同劉舟的分析，焦昆認為坤沙做出自我犧牲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總之我相信反對毒品是人類大趨勢，所以促成1998年春天全世界都看到的轟動一幕。
一年之後的1999年，媒體再爆一條新聞：坤沙重新出山，再登世界販毒大王寶座。我立即向劉舟詢問此訊息的可靠性。劉舟斷然否定道：簡直是空穴來風！真不知道這種無中生有的訊息如何變成新聞的？他鄭重相告：坤沙已是六十七歲的老人，腦癱中風，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即使有心重演二十幾年前的金蟬脫殼之計，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張蘇泉更是古稀之年，他是主動要求與坤沙一起軟禁，相伴生死的。
我寧願相信這樣一個普遍真理：地球是圓的，人也是圓的。
第二十五章 青春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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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六七十年代，數十萬城市知識青年來到與金三角毗鄰的雲南邊疆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他們中間，有狂熱的紅衛兵、幹部子弟、造反派，有權力場的失意者，站錯隊，劃錯線的保守派、走資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冊抬不起頭來的“黑五類”、剝削階級子女等等，當然隨波逐流的廣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數。毋庸置疑，那是個與壓抑、絕望、躁動和貧困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為一名揹負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經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軍，成為這場轟轟烈烈又悲愴失落的中國二十世紀新青年運動的歷史見證人。
在我長達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經耳聞目睹不下數十起知青越境事件，這些年輕的逃亡者或公開參加緬共，或神秘失蹤異國，總之他們中的多數人跨過國界一去不復返。1991年我寫作《中國知青夢》，曾經大量查閱知青檔案，追蹤和調查有關當事人。據一位當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幹部回憶說，僅他任職期間，這類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數，“……大約有幾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說，過一會兒又補充道：“也許還多一些，後來回來一些人，總之弄不太清楚。”
當時雲南有兵團知青和地方插隊知青之分，插隊知青人數更多，無人管束，他們是這類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製造者。一位曾經有過此類經歷的知青作家在回憶文章中說：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隊）知青越過邊境參加緬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並且一去不回，成為這場青春大逃亡運動的犧牲品和冒險者，未見檔案數字記載。有人保守估計為七八千人，有人說應為上萬人，也有人認為除去部分陸續返回國內，留在境外的實際人數不會超過數千人。
1998年我只身進入金三角，尋找這些逃亡知青的命運軌跡是我採訪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與其說關注知青下落，不如說重新回首青春歲月，關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當年我的流浪生活沒有及時回頭，我現在會在哪裡呢？我會成為作家嗎？
金三角採訪千頭萬緒，無數困難和障礙像高牆一樣包圍我，令我疲於奔命。最初一段時間，我居然沒有打聽到一個知青的下落。問了許多當地人，他們都茫然地搖頭，那種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聽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棄。
我相信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們中間有的活著，或者生如草芥，默默無聞，或者被當地人同化，成為土著。當然許多人已經變成冰涼的墓碑，孤獨的魂魄遊蕩在歷史歲月的深處，還有的不知所終，不知所往，變成當地人口中一段傳奇故事。在異國他鄉，這些一度發著政治高燒和狂熱迷亂的中國知青像外來的種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納，所接受，一切與自然生存法則相悖的偏見、信仰
